文化、区域文化变迁及其重构----三门湾文化浅释
从官方的统计口径看，我并非三门人，毕竟祖籍是临海。但自小在三门长大的我却毫无理由证明自己是非三门人。或许正是基于这样的一种自我认定，故常常会去自觉的思考三门问题，虽然有过许多的困惑，诸如三门在自身的发展过程为何总是出现慢别人半拍，而且在许多对政策性的把握上常常会出现一些教条式的做法，除却我们自身的基础存在严重的不足之外，是否与三门的文化背景相关？为什么从小所形成的那种鄙视“挑着郎担，走街过巷，以鸡毛换小糖”的小商小贩行为的心理会如此深刻的积淀着？为什么诸多的三门人在县内并无多大出息，一旦走出三门就会有很大的成绩？为什么在现代的条件下众多的新一代三门儿女并不想重返家乡？往往对这些问题，人们总习惯于从我们自身的物质生活条件的滞后性来追究根源，但恰恰忽视了一个十分重要的变量——文化因素。这次借助三门文化和三门精神探讨的平台，把自己在平时有关三门湾文化的所思所感表达出来，为探索三门湾文化抛砖引玉，以求行家的指正。
一、文化及其功能
文化就哲学上说是“标志人解决自身同环境的矛盾的努力所达到的程度和水平的概念。”这种矛盾不仅是人与自然的矛盾，还包括人与社会的矛盾。“文化是标志作为目的本身的人的发展过程及其成果的范畴，是从人作为主体的自我实现这个角度对社会历史的一种科学抽象。文化是人的本质力量（社会力量和潜能）在实践活动中，在对象化和非对象化的矛盾的不断解决中得以形成、存在、积累、传递、发展和发挥的永不停息的活动过程及其成果，是体现在人类创造的物质、精神财富中，以价值体系为核心的一整套规范的结构和功能的统一；它中介着人和外部世界的关系，也媒介着同代人之间的社会联系和不同世代人们之间的历史联系。文化既不是本体也不是实体性存在，更不是以自身为本体和实体的观念自己产生自己的独立的神秘运动，不能把文化史归结为单纯的观念史。文化的实体是人类以世代相承的个体为主体、以否定性为媒介的连续不断的活动。实现作为主体的人的扩大再生产，是文化的根本功能。文化只是作为实践的产物，才以活动的要素的方式发挥其功能。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是文化的最高价值。”①从中我们可以看出文化的含义主要有以下层次：①文化是人类历史中，人作为创造主体是自我创造、自我发展、自我实现，最终达到实在的自由。从这个角度说，全部人类历史活动及其成果都纳入文化的视野。②人类作为历史主体的发展过程，是在实践中展开，是在改革社会、改革自然的实践中展开，文化要揭示的就是在实践中所表现出的人的本质力量如何形成、发展、传递、发挥。所以我们在考察一些历史的器物，不仅仅是在研究古代遗留下来的器物东西的本身，而是在这些东西背后的当时人的文化力。③文化的本质功能是主体人的扩大再生产。这是指有主体性的人的质的提高和量的扩展。④文化的最高价值是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
文化在我们的社会实践中有广义、中义和狭义之分。所谓广义的文化概念，是从文化的哲学意义上来理解的，也就是从它同人的活动相联系的角度去理解的。人类的活动一般可以分成四个层面，一是从事物质资料生产的改造自然的活动，这是人类的经济活动；二是从事社会领域中公共利益的决策和分配活动，这是人类的政治活动。三是从事人们的思维领域的改造人的自身的活动，这是人类的精神活动。四是从事社会整体的人际关系调节和构建的活动，这是人类的社会活动。广义的文化所包含的内容就是人类这四大领域的一切活动及其成果，就是通过人类的全部历史活动来揭示作为历史主体的人类自身本质力量的形成发展过程。中义的文化概念是指四大领域中的精神活动这一部分，包含思想道德和科学教育文化两大内容。狭义的文化则是指，精神领域中的其中一个方面，即科学教育文化方面。在人们的精神活动领域里，思想道德是价值理性，它规定了文化的发展方向和目的，而科学教育文化知识则是工具理性，它是提供到达目的的途径和手段。没有方向，即使有再好的手段也会走偏；但有了方向，如果没有途径或手段，那也不可能达到。在现在实践中我们通常使用的文化概念是中文化的概念。
另外就文化的结构层次上来看，文化可以包括观念层面的文化、知识层面的文化和制度层面的文化。观念文化是指以理论、观念形态存在的文化，主要回答的是人活着是为什么？要解决的是价值理性层面上的问题。知识文化是指教育、科学形态存在的文化，主要回答的是人活着是什么？要解决的是工具理性层面上的问题。制度文化是由正式约束、非正式约束和实施机制构成的文化，主要回答的是人怎样规范地活着？要解决的人的行为活动的制约性问题。
从我们现在对文化的理解来看，文化对社会经济发展的作用时无可置疑的，我以为文化就其社会功能上看主要有：
1．决定社会发展方向和提高社会公众凝聚力的政治功能。中国选择走社会主义的道路，不仅是中国近代发展史的必然结果，而且是符合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现在我们选择了揭示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最高理论精华——马克思主义，作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的指导思想，就其本质上来说就是规定我国社会发展的方向。其凝聚力功能，一是通过在全社会形成共同理想、信念来实现的。二是通过不断地丰富、发展和创新我们的民族文化来实现。中国是一个由56个民族组成的大家庭，中华民族的文化是维系民族大团结的坚强纽带。当代的中国文化是在五千年中华民族文化延续的基础上，不断吸取外来文化优秀成果，形成了包容56个民族具体文化个性的中华民族文化。它成为社会意识的主流，渗透在所有民族的社会活动之中。从而成为中华民族共同生存的文化条件，维系着中华民族的大团结。
2．经济活动文化化和文化行为经济化的经济功能。在人类刚刚从自然界分离出来的原始社会时期，人类的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物质生活资料的物质生产活动，文化就是在这种物质生产活动可是形成并传递下来的。人类的物质劳动一方面推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另一方面也推进了人类作为历史活动主体的文化意识的形成和发展。所以经济——物质资料的生产活动是广义文化的内容之一，也就是说，经济生产是人类作为历史主体的主要创造领域，在这个意义上，经济行动本身就是文化的活动过程，经济生产的成果本身就是人的主体本质力量的展示和确证。马克思在《1848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指出：“工业的历史和工业的已经产生的对象性的存在，是一本打开了的关于人的本质力量的书，是感性地摆在我们面前的人的心理学。”②这显然是对旧哲学在人的本质问题认知的一种批判。所以马克思认为：这种心理学人们至今还没有从它同人的本质的联系上，而总是仅仅从外表的效用方面来理解，因为在异化范围内活动的人们仅仅把人的普遍存在，宗教或者具有抽象普遍本质的历史，如政治、艺术和文学等等，理解为人的本质力量的现实性和人的类活动。在通常的、物质的工业中，人的对象化的本质力量以感性的、异已的、有用的对象的形式，以异化的形式呈现在我们面前。如果心理学还没有打开这本书即历史的这个恰恰最容易感知的、最容易理解的部分，那么这种心理学就不能成为内容丰富的和真正的科学。人类的所有经济活动本身就是人的主体创造力的价值体现。当前，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条件下，文化的经济功能首先表现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人的主体创造力不断得到提升，集中的体现在人的自主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的不断提升，从而社会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强大的精神支柱和智力支持，成为社会经济进一步发展的不可缺或的推动力。当前企业文化的悄然兴起，已经成为现代企业管理的重要内容，这正是对文化所具有提升人的主体创造力的本质规定的认同。其次，就狭义上看，以满足人们的精神文化需求的生产正在作为社会的一个新兴产业，在社会经济活动中逐渐形成和发展起来。目前，文化市场已经成为我国社会主义市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文化产业正逐步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新的经济增长点。当今世界发达国家的社会的产业结构现状表明，以文化产业为重要内容的第三产业在社会的经济发展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以至于我们把第三产业在社会的产业结构中所占的比重看成是衡量一个社会文明发达的重要标志之一。再次，文化不仅直接参与社会财富的创造，而且渗透在一切社会的经济活动之中。在现代社会中，一切商业行为和企业管理过程都渗透着文化的因素，大众文化的产生明确的表明商业行为的文化化和文化本身的商业化已经有机的结合在一起。是可以这么说，在当代如果离开了文化，就不可能认识和把握任何一种经济现象。
3．提高人的主体创造力的人本功能。现代化的最终归结点是人的现代化，人的现代化的最根本的标志是人的思想道德和科学知识的提高。前面已经叙述到一种先进的文化为社会的发展提供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而这种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是通过人的自身素质提高来实现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就其内容构成来看，就是思想道德和科学教育文化两大块，思想道德着重于人们精神世界的改变，塑造人们良好的精神风貌，从而成为人们从事社会活动的精神动力；科学教育文化着重于人们对适合现代化建设的技术、知识的掌握，从而使人们实践现代化的基本能力得以提高，达到为现代化建设提供智力支持。从我们现存的由于区域文化水平的差异而造成的人的基本素质高低的现实，可以十分明确的看到文化对人的素质的培养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就其根本任务来看，就是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纪律、有文化的社会主义公民”。这“四有”就是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人所需要的基本素质。
也正是基于这样的理解，我把上述的文化含义和文化的结构层次含义作为我要分析问题的理性工具，在这样的层面上来看一个区域文化的特性及其变迁，并且对我县社会经济发展产生影响的文化因素有哪些。
二、三门湾文化的基本秉性
三门县作为台州区域的一县，由于历史设县、并县、分县的多次反复，其县历史十分有限，而作为三门湾的地域位置决定，而形成的三门湾文化区，却有悠久的历史。构成这一区域的县区有今环三门湾的宁海、象山、三门，历史上虽鲜有名人出，但区域中的人民以自己的强盛的生命力构造了自己独特的濒海特色文化。在《三门湾志》邵万户先生研究的基础上，我以为三门湾文化区有以下传统文化秉性：
1．传承中原农耕文化，宗族意识浓重。“民多聚族而居，宗族鼓励读书”。③三门湾氏族多为外迁而来，最早大可追溯到秦代，马天隽为避秦坑儒之祸，居徙章安，马生鸾转迁我县邵家璜山，距今有2200年。真正发展和稳定的是南宋时期。南宋时，迁入三门的有25姓、宁海的有26姓，元朝迁入三门的有16姓、宁海的有7姓，明朝迁入三门的有30姓、宁海的有17姓，清朝迁入三门的有10姓、宁海的有2姓。象山姓氏多于宋、元、明、清迁入。而所迁入之人大多是来自北方。在三门历来所迁入的122姓中，直接从北方迁入的有9姓，经由浙江转迁的有99姓，经由福建转迁的有20姓，从江南其他各省迁入的仅有3姓。这种情况说明三门湾文化区是深受汉文化的影响，故在此文化区内，宗族鼓励读书之风尤盛。在大部分的宗谱上都规定，凡在科举考试中取得功名的，即可载入宗谱，考取贡元以上者，可在祠堂门前树旗杆、中堂挂匾，使其名留青史。以宗族血缘共同体作为文化传递的载体，这是移民文化的显著特征。三门湾独特的具有丰腴自然资源的地理区域，是三门居民生存的客观环境，但由于面临海洋，恶劣的海洋气候条件，使得他们在从事的生产活动中必然的要和这些有害于自身生存的环境作斗争，以至他们必然选择聚族而居的生活方式以增强宗族的凝聚力。至于三门大多以读书求功名的宗族文化传承，与当时由中心而边缘的移民祖先抱恨终身的心态有关，他们希望自己的子孙能够实现由边缘而中心的复归，而这条复归之路只能是读书考取功名。因此可以说，这一文化价值源自中原主流文化观念，它将个体价值观念纳入到中原耕读传家的文化体系之中，这是维系小农社会稳定的主流文化价值的充分体现，并且在当时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2．追求实际，精神慰籍的多元性。“信鬼神、好淫祀，神多因地因时而立”。④这是三门湾文化区的民间信仰特征。是属于多神论，这种信仰实际上是以一种兼容并蓄的文化心态看待鬼神，对各种各样的鬼神都会因时、因地加以改造，使之适合当地人的口味，以求得芸芸众生的心灵安顿。“信鬼神”这是与海洋环境相关的文化价值。在内陆农业生产环境下，人们对于鬼神的迷信不如沿海地区。这主要是由于农业生产的自然环境变化缓慢，不象海洋环境那样变化莫测，风险巨大。相比之下，生活在海边的人民对于变幻多端的自然界有一种特殊的情怀，祈求各方神灵以保佑人民平安，这点又恰恰是移民到一个新的环境时所必须解决的精神慰藉问题。所以，三门湾在民间信仰上突出的表现就是“敬事鬼神，淫祀滥祭”。鬼神的范围十分广泛，山有山神，地有土地，风有风神，水有龙王、水鬼，管人生死的是城隍神，管家的是灶君，管五谷的是五谷神，家畜保护者为栏公栏婆，主财者为财神，甚至连村庄的落脉山、村口的水口树皆可为神。在敬事这些自然神的同时又创造了诸多的历史人物为主体的神，并立庙建像，一概顶礼膜拜。由于在主观愿望上在于祈求平安、消灾免祸、降祥纳吉，所以这种民间的信仰并无严格的宗教观念，杂佛、道、鬼神及圣贤为一体。在敬事多神的信仰支配下，民间祭祀活动也十分丰盛，小到家家户户多样化的祭祀形式，大到以各庙主生日为日子的庙会，使得祭祀活动成为民间习俗的重要组成部分。
3．敢于抗争，不屈不挠的精神气质。“民性耿直强悍，又有忍辱负重韧性”。⑤在三门湾内地多高山峻岭，东临港湾海洋特殊的地理环境下，先民们在开发三门湾的过程中，与高山的恶劣环境，与海洋的惊涛骇浪进行长期而艰苦的斗争，逐渐涵养成耿直刚勇、敢闯敢斗的性格，表现出巨大的生命张力。自古以来，士人多注重名声气节，淡于功名，崇尚隐逸，文多忠耿之士，吏多廉洁之臣，武多壮烈之夫，少有奸妄狡诈之徒。最为著名的就是明时的方孝孺，不齿于朱棣的威胁利诱，宁遭灭十族之祸，为此鲁迅先生称之为“台州式的硬气”，从此这种刚勇好强的心态也就成为三门湾文化区深层次的文化结构表现。历史上有文天祥至三门仙岩洞，组织义军抗元；清初张苍水、张名振组织义军抗清；近代的1928年爆发的亭旁起义，建立了浙江第一个苏维埃政权，1949年2月17日浙江第一个解放的县城等都是这种硬气的表现。同时在生产方面也表现出极强的忍韧性，三门湾沿岸57万亩海塘及其沿海平原都是经过历代的士人无数次的奋斗围垦而来，为当时的农耕文化的发展作出积极的贡献，表现出忍辱负重惊人的生命韧性。
4．和谐相处，开发兼容的心理品格。“心理性格开放，善于吸收外来文化”。⑥从历史的发展看，三门移民在文化上发生了与内地主流文化不同的变化，也就是中原移民来到海边必须适应当地的环境而调整原有的文化形态，同时随着移民成份的日益多元化，文化的包容性也就日益扩展。三门湾文化区的文化形成过程实际上是中原文化和本地文化的融合过程。其最根本的价值取向，就是远离纷争，追求安详和睦生活。在历史的三次中原人口大迁徙的过程中，不仅是人口的聚集，而且是一个文化交融的时期。迁徙到本地的中原人氏大多具有较高的文化素养，他们在和本地的传统文化的交融中又形成了新的文化兼容心态，去吸收更多更广的外来文化，众多的天主教堂和基督教堂的设立，既是外来文化的一种强制，也是反映民间对这些外来文化的认同，以此展现本文化区的开放、兼容的心理。
5．勤于提炼简朴生活，追求高雅的艺术修养。“艺术形象思维发达，渗透于生活各个方面”。⑦由于面临的地理环境是靠山而面海，使的区域中的自然景观奇特、雅致，这就熏陶了士民的心灵，培养出美的形象思维，民众善于在简朴的生活中，提炼出高雅的文化艺术。如宁海向多美术人才，尤其以国画见长。方孝孺的山水画卷，严晓江的工笔山水、花卉、人物画，徐抚久的山水画，潘天寿的指墨画等，象山县的倪象古、王砚农擅梅、兰、墨竹，三门县的章锓，为清末的著名书法家。其他的民间工艺、民间文艺及民间风俗习惯都具有自己的生活艺术化特色。三门石窗采用浮雕、圆雕、透雕等手法雕琢而成。图案多为花鸟虫鱼、飞禽走兽，也有不少民间传说和人物故事。在这些图案中，就其内容鹤表现形式上看，具有高雅与俚俗同在，儒、道、释三家共存的品质，显示了中国文化特有的包容性，让诸子百家的思想在民间水乳交融，互为贯通，从而形成了独特的三门湾民俗文化。石窗图案注重表意、象征和比喻，体现了人民的理想、信仰、习俗和不同的价值观、审美观。三门石窗把文学、美术和建筑高度和谐地统一在一起，不仅是某一建筑的附属物，更是凝聚着历史文化深刻内涵的艺术品。无论是从前还是当代，仍然由很高的文学意识和艺术审美价值。其他的民间艺术和民间习俗有亭旁板龙、高枧和海游的古亭抬阁及五兽、花桥的龙灯和迎骆驼、小坑的龙凤船、石马的采茶舞、浬浦的跳马灯等等。其中杨家板龙长130多米，创吉尼斯记录，已载入上海《大世界吉尼斯之最》。
三、三门湾文化变迁中产生的一些制约社会经济发展因素
这些传统的文化特质虽经社会历史的变迁有了一定演变，但作为一种文化的沉淀，被保留在人们的生活习俗、习惯及思想观念中，成为三门人从事一切行为的基本文化背景。要指出的是“文化既不是本体也不是实体性存在，更不是以自身为本体和实体的观念自己产生自己的独立的神秘运动”，“文化的实体是人类以世代相承的个体为主体、以否定性为媒介的连续不断的活动”。正是由于文化这样的品性，使得我们在判断一种文化的优劣性时，难以单一的从文化本身去寻找标准，实际上也无法找到这样的标准，我们总是把它和当时的社会经济制度背景联系起来，从它和这种制度的适应性中来判断其的先进与落后。那么如何看待我们传统的文化特质呢？我们要辩证的去认识这种传统的文化特质在现实的条件下对社会经济的发展继续发生着影响，即一方面要看到它对社会经济发展的积极作用，另一方面又要看到其对社会经济发展的消极作用。
就其的积极一面来看：好学开放的心理性格、兼容并蓄，追求实用的文化心态、耿直强悍，又有忍辱负重韧性的文化精神是与现实的市场经济制度是相吻合。它为我们接受一切新的东西提供了文化基础。我们现在所取得的所有成果是我们引进了市场经济的制度和我们传统的文化因素相结合的结果。为此在98年我们就曾经概括过“团结拼搏、自强不息、敢想敢干、勇创大业”的三门精神，应该说这种富有时代特征的“三门精神”概括是有我们自己的文化底蕴。在我县遭受9711号台风的毁灭性打击后，我们就是凭着我们自己的耿直强悍、忍辱负重的文化精神，使我们的社会经济发展迅速得以恢复。以致我们的行为被省委领导誉为“经济上的小弟弟，精神上的大哥哥”。最近县里也提出了要构建“精致和谐、大气开放”的三门文化圈，这些应该说是与我们三门的历史文化底蕴相吻合的。
就其消极一面看：是指传统的文化特质在长期的历史进程中产生的一些变异而发生与新制度背景的矛盾性，这不仅造成不同文化背景在大致相同的制度背景下，对社会经济发展产生不同的结果，也导致了在相同的文化区域和基本相同的制度背景下会有不同的社会经济发展结果。由于近乎封闭的背山面海的特殊地理环境，造成交通十分不便，对外界的交往也是很少，再加上区域本身的文化教育水平并不高，这样原有的文化特质就产生了一种变异，我把这些变异看成是在原有的文化特质上所产生的“衍生物”。比如喜好读书学习的心理的背后形成的是“宗法”观念和“官本位”思想；开放兼容的心态伴随着被动性和极强的利己主义的功利性；“泛神化”的信仰特征会缺乏精神上的统一性而导致凝聚力的不足；耿直强悍的精神会表现为不顾实际的蛮干或侵犯他人利益的无法无天的行为，忍辱负重则多了一份阿Q的品质；形象思维的发达导致理性思考的不足。作为三门湾的地域而形成的三门湾文化区，从本质上看这一文化属于农耕文化。三门丰腴的自然资源是它与台州其他地区文化观念相区别的主要背景。在长期的历史演变中，各种文化特质融合出和自然经济相适应的小农意识，其核心内容是思想价值观念。就对经济发展制约最突出的表现上看，我把旧的思想价值观念概括为“自满、求稳、浮躁、短浅”。
“自满”是一种心理上的观念。这种“自满”的心理特征在当前突出表现为“小进即满”，常常以取得的一些进步和自己的历史作纵向比较，觉得已经不错，日子也好过的多了，不思进取。在农村居民中，人们乐于停留在“一亩三分田”的小农生产方式上，满足于传统劳作或打工过日子。在企业经营者中只是以“小打小闹”求得生活得到一点改善为目的，所以赚到的一些钱时鲜想到的是改善自己的生活条件，而不是追加资本把企业做大，使企业的规模一直维持着简单再生产的状态。
“求稳”是一种心态上的观念。心态上的“求稳”和日益发展的现代化进程产生十分的不和谐，在行为上就表现为“求稳怕乱”。人们的市场主体意识淡薄，怕担风险；开放意识和竞争意识不浓；害怕市场经济的风险性的“乱”会打破原有的“平静”生活，以守业、保业来求安稳，缺乏开拓创新。
“浮躁”是心情上的观念。在“浮躁”的情绪观念支配下，致使人们在对利益的追求上不愿脚踏实地的干，不是通过自己的诚实劳动来获得致富，而是想一些歪门邪道（诸如偷税漏税、坑蒙拐骗、欠帐逃债等）来获取财富，直接损害了我们的投资环境。
“短浅”是一种心境的观念。“短浅”的心境观念，在经济行为中表现为急功近利，目光短浅，追求短期的眼前的利益，许多生产经营者不敢直面改革过程中的压力，一味向上级要条件。看不到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和我国加入WTO的新形势，缺乏进一步开拓市场理念，只求眼前利益的获得，舍不得为了长远的利益牺牲一些不要的眼前利益。在企业经营者中直接表现为不愿意投入资金和精力来进行技术改造和制度创新，使企业的科技含量得不到提高，企业的提升受到制约。在农村经济发展的过程中为数不少的村民不肯放弃土地，并借口保护土地来抵制外来投资者对土地的开发，这一点在我县健跳港以南的以农耕经济为主要产业的乡镇表现的尤为突出。
从上面的分析中可以十分明显的看出，在落后观念的支配下，人们就缺少勇于探索、用活政策、敢想敢干的创新勇气；缺少干大事业、求大发展的创业精神；缺少“争一流、上水平、敢为天下先”的气魄和斗志。在这样的思想观念背景中，我们丰腴的自然资源优势是难以转化为社会经济发展的胜势，那些旧的思想观念也就成为严重阻碍我县经济快速发展的重要因素。
更为深刻的是在上述的四种突出的思想价值观念支配下，人们已经形成了与小农经济相适应的文化习性，可以从两个层面上来解读：
一是自满求稳的保守性和封闭性。我们原有的“好学开放”、“兼容并蓄”的文化特质，为何又产生了与之相矛盾的一面呢？这与我们所处的生存环境决定的价值理念相关。前面已经从哲学的层面说明文化是反映人与自然的矛盾关系中表现出来的主体创造力，我们的传统文化也就是三门人在长期的与自然的斗争中所表现出来的结果。在传统的条件下，由于整体的社会生产力水平低下，人与自然的矛盾冲突十分尖锐，背着沉重的山脊，面临着台风肆虐的洋面，为了解决人自身的生存，也就产生了兼容性的多神信仰、耿直强悍，忍辱负重的区域文化特质。而现在随着社会生产力的提高，人们与自然的矛盾就生存层面上的危机性得到了极大的缓和，也就是说现在人们的基本生存条件得以改善，丰腴的自然资源足以养活这里的人们，那么原有激发人的主体创造力的原始冲动也就淡化了，这是我们区域文化特质产生变异的根本所在。再加上我们的区域文化的起源本身就是由外来的人口迁徙所致，而导致这种迁徙的直接原因在于躲避战乱和社会动荡，以求生活的安定。而在以后的我县历史发展中，不但很少有历史上这样的大规模的人口迁徙行为，反而几经撤并，损伤了人们的精神和合力，强化自身封闭式的自我保护意识。这样在区域文化原创期时所具有的被动式的开放兼容性逐步趋于保守和封闭，它一经产生也似乎与制度经济学上讲的“途径依赖”原理相同，按照它既定的方向一直运动着，并在计划经济的制度条件下得到强化。所以一直来我们的观念上是鄙视那些以“鸡毛换糖”的小商小贩行为，而自己则表现为“大钱不会赚，小钱不愿赚”阿Q心态。这种文化上的沉淀，在当前直接表现为“小进即满”、“求稳怕乱”；缺乏创大业、创新业的精神勇气；在企业管理上大部分采用的封闭式的家族管理模式；在经济行为上模仿别人的多，自我创新的少。在历史变迁过程中形成的这样的文化习性也就成为制约我县社会经济发展的速度重要因素，这和我们本来就缺乏社会经济发展的物质条件（主要是资金资源）相结合，使得我们在社会经济发展中总是慢人半拍的滞后性形成。
二是浮躁短浅的急功近利性。在分析我们传统的文化特质时，已经看出“开放兼容”的心态也好，“泛神”的信仰也好都融入了极为明显的功利性。对这种功利性，不能简单地泛指一概不好。在计划经济的条件下，人们的一切生产经营行为都是在国家的计划控制下，人们改变现实的深层次自主冲动受到长期的压抑。在现有的市场经济制度条件下，传统文化中存在的功利性在求富的心理支配下得到了各位广泛的张扬，变成了急功近利的浮躁心理。还应该指出的是，浮躁并非仅仅来自三门人民的文化本身，而更多地是来自外在的压力和当政者出于政绩要求所人为地造成的心理状态。三门原有的文化积淀，是在农业社会和海洋环境的独特背景下形成的人们改造自然与发展自身的生活方式选择，一方水土养育了一方的人民，文化与生产生活是比较和谐的。只是在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的过程中，它与新的生产生活方式之间的不协调就突出地显露出来。由于市场经济条件下对物质利益的确认，为我们传统文化特质中的功利性释放提供了最好的场所，于是在巨大的物质利益诱导下，人们向往尽快富裕的欲望被迅速钩提出来。整个社会心理表现为浮躁，急于致富，一些企业的经营者和管理者亦无“风物亦长放眼量”的胸怀，成为只顾眼前利益的目光短浅者。在经济行为过程中，杀鸡取卵的事去做，自我搏杀的事去做，糟蹋自己品牌的事去做，有背于我们的信用和声誉的事也去做。在对待外来投资经营者，进行刁难、敲竹杠甚至哄抢，这些行为和合着“耿直强悍”的文化特质，看上去就有点近乎“流氓”的性质。其实就其本质上看，就是在浮躁短浅的急功近利性的文化因素的支配下，着眼于对分配性财富的追逐，而不是着力于对生产性财富的获取，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红眼病”现象。更值得指出的是，这样的情形不仅在在经济活动领域常见，而且在我们的政府部门行为中也时常能见到，这就是我们常说的有些政府部门“有着利益争着做，甚至重复、多重做；没有利益推着做，甚至不去做”。以至连我们自己三门人都以为在三门做事真难，许多在外地可以很简易做到的，在我们这儿非要花九牛二虎之力，甚至花了这么多的精力有时并不一定就能做到。如此种种成为我们的社会经济发展极为不利的人文环境，从而制约着我县的社会经济快速持续的发展。如此的人文环境下形成的三门人不能做、外来人不敢做的局面，又怎么会不造成我们的社会经济发展的滞后性呢？
四、现时代的文化重构
我们目前正处在最深刻的社会变革时期，社会结构、人们的人生观和世界观开始出现变化和调整，以至人们称之为社会转型期。这种深刻而巨大的社会变革集中的表现在以下方面：第一，从自给、半自给的产品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转型；第二，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第三，从乡村社会向城镇社会转型；第四，从封闭、半封闭社会向开放社会转型；第五，从同质的单一性社会向异质的多样性社会转型；第六，从伦理社会向法理社会转型。⑧然而这一切变化的根据就在于市场经济的确立。市场经济的确立不仅影响到我们的物质文明的层面，而且解构着我们精神文化的层面。但要看到市场经济的这种解构作用在我县还远远未发挥出其应有的程度，也就是说我们传统的一些与市场经济不相适应的文化因素还在以极强的惯性在作用着人们的精神状态。所以，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促进以工业化为基点的现代化进程，这是解决我们那些不适应的文化因素的根本。
在认识市场经济对传统的文化有着巨大的解构作用的同时，我们还要看到这也预示着我们的精神文化的重新构建。这样的过程就是我们常常说到的面临着精神文化危机。而仔细分析这种精神文化危机，可以发现其中包含了两层不同的涵义。在巨大的社会变迁背景下，一种困惑是发生在价值理性层面，人们在旧的社会制度下得以确立的精神支柱受到了解构，人们失去了安身立命的根据，魂不守舍，不再考虑终极关怀问题，精神高度大大降低。即所谓“远大理想的丧失”。另一种困惑出在工具理性层面，即个人的价值取向与社会的市场经济导向不能和谐与匹配，人们不具备市场交换所要求的个人素质，或者说，按目前人们的心理和行为方式干下去，市场经济就不能建立，或者最后得到的是一种与预想目标大相径庭的恶性经济环境。面对着这种精神文化的危机，我们的忧虑和危机感更多地集中在第一方面，而往往忽视了第二方面的问题。从长远和根本上说，我们倡导的新的精神文化形成有赖于市场经济秩序的确立。那么在原有的精神文化被解构的现实面前，又何以自觉地重新构建新的精神文化，也就是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制度条件下，我们应该构筑什么样的精神文化与之相适应。
首先从观念层面上看，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是我们精神文化的基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的核心就在于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江泽民“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作为党乃至于全社会的指导思想，这点与我们以前倡导精神文化在本质上并无区别。它解决的是价值理性层面上的问题，有助于我们的原有的“远大理想”的价值理念的重新树立。而我们过去在宣扬这一精神文化的实践上犯了教条化的错误，使这一曾极大的凝聚过中华民族力量的精神文化丧失了其价值理性的作用，变成了一种空想的东西。现在我们要做的就是如何使这变得空想的价值理性重新回归现实。在此我们要把握的是中国共产党是“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的统一论”者的深刻含义，中国共产党的纲领具有三层的意义，一是最高层次的共产主义理想，二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三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纲领。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脚踏实地的贯彻落实好初级阶段的政治、经济、文化三大纲领，这并不是我们放弃了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而是我们现在已经认识到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是通过我们的一步一步的实践来达到的，以此来解决目前存在浮躁短浅的心理状态，增强我们的凝聚力。正如江泽民所讲“我们对社会未来发展的方向可以作出科学上预见，但未来的事情具体如何发展，应该由未来的实践去回答。我们要坚持正确的前进方向，但不可能也不必要去对遥远的未来作具体的设想和描绘。以往的经验教训已充分说明，这样做很容易陷入不切实际的空想”，我们“忘记远大理想而只顾眼前，就会失去前进方向；离开现实工作而谈远大理想，就会脱离实际。”⑨为此我们要继续高举“解放思想”的大旗，彻底改变制约我们社会经济发展的文化因素，自觉地把我们地思想认识从那些不合时宜地观念、做法和体制中解放出来，从对马克思主义的错误的和教条式的理解中解放出来，从主观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桎梏中解放出来。充分发扬与时俱进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品质，牢固树立以科学发展观为核心的治国执政理念。这种价值理性层面问题的解决，更强调的是现实性，这和我们有很强功利性的文化特质是相通的，只是它强调的是更高层面上、更长远的利益上的功利性。通过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想信念的培育，可以从根本上来解决目前存在浮躁短浅的心理状态，增强我们的凝聚力，从而在价值理性层面上，为与市场经济制度相适应的新思想新观念产生提供坚实的文化基础。
当然价值理性层面问题的解决是离不开现实的努力，当前我们进一步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分解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阶段性目标，使得我们党的纲领更为具体。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是实现现代化建设第三步战略目标必经的承上启下的发展阶段，这个承上启下的关键阶段，将成为实现中华民族振兴大业的一个重要历史关头。这是我们树立远大理想的现实根基，它要求我们做到心中有全局，胸怀大目标，要善于从实际出发，将宏伟目标与眼前的踏实工作结合起来，做出创造性的贡献，才能“全面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使经济更加发展，民主更加健全，科教更加进步，文化更加繁荣，社会更加和谐，人民生活更加殷实”。而且我们目前进一步的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社会发展目标，这就使我们原来对文明发展的认知上达到了一个新的的飞跃，这就是把整个社会的发展作为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四大文明的统一来看。所有的这一切目标在一个区域的社会经济发展来说，则必然要把区域内的经济社会发展目标融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构建和谐社会的实践中。在三门则要围绕县委提出的“把三门建设成具有鲜明特色的现代化滨海城市”的现代化建设目标，通过脚踏实地的实施“开发三港，建设三城”的战略，努力打造“实力三门”、“秀美三门”、“信用三门”、“平安三门”。这样才能为我们重新树立价值层面的远大理想奠定坚实的物质基础。在此基础上随着我们山谷型的社会经济发展模式向滨海型的社会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变，逐步的解构原有的农耕文化，促使我们的文化形态整体上向滨海文化的转变，使传统的农耕文化与现代的滨海文化达到一个和谐的统一。
其次从知识层面上看，要大力发展科学教育文化事业，努力培育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主体人，这是解决工具理性层面危机的基础。现代化一方面是世俗化，要张扬工具理性。这就需要我们去掌握与现代化相关的科学文化知识，就企业经营者和管理者来说就是要以主动开放、善于学习的心态，不断的掌握和运用先进科技知识和现代化的管理知识、技巧、技能，促使企业生产经营的科技含量的提高，形成产业升级，从而进一步促进管理的模式走向现代化。另一方面也必须看到现代化也要有一种人文精神作为社会生活的基础。现代化不是要把人造就成受物奴役的工具，而是要把人造就为更具有主体意识，更具有主体创造力的人，这本身就是文化的本质要求。为此也就必然要求我们加强自己的人文精神修养。现在的问题也正是在于缺乏这样的人文精神修养，使得我们的心态变得浮躁，变得急功近利。深厚的人文精神修养乃是修沉潜之功，没有这样的沉潜之功有何以有高明之见？
好在在这一问题上，我们有自己传统的文化特质，我们现在需要做的是把那些“衍生物”剥离掉，真正把握“学习型社会”的历史性机遇，变好读书与发展社会经济相结合，变被被动的开放兼容为主动的学习吸取，把耿直强悍，忍辱负重韧性用在市场经济的竞争中去。积极打造以“善于不断学习”为特征的学习型组织，在强调“终身学习、全员学习、全程学习和团队学习”的氛围中，来不断提升人的主体创造力。人和其他生物的不同点主要就是他的未完成性，人必须从他的环境中不断地学习那些自然和本能没有赋予他的生存和发展的能力，因而人的生存是一个无止境的学习和完善过程。文化是人格的灵魂。所谓人格修养，就是主动地进行文化内化，实现内在世界的人化。科学知识、社会实践是心理素质发展和完善的必要条件。培根说过：“读史使人明智，读诗使人聪慧，演算使人精密，哲理使人深刻，道德使人高尚，逻辑修辞使人善辩。总之，知识能塑造人的性格。”学习型组织所进行的学习不仅是读书求知，而且注重在实践中形成种种能力，同时注重培养成员的责任感、敬业精神、自立自信自治自律能力、正直诚实、遵守社会公德等良好个性品格。学习既是一个内化的过程，同时也必须是一个外化的过程，即从内部精神动作向外部物质动作转化的过程，也就是说，已经内化了的价值观念、思想品质、智力能力、情感意志等心理素质，总是要不断地转化为行为和习惯，而这种外化，又将进一步巩固已经内化的成果。人就是在这种循环中不断地获得发展与完善。在一个学习型的组织中，组织成员的个体品质是组织品质的缩影，组织的整体品质是成员个体品质的汇聚。组织成员追求自我成长与自我实现的热望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勤奋学习的精神，通过成员间的密切交流、相互影响和感染，将为组织不断地注入活水，促进组织形成群体动力，提升组织整体品质。所以在当前我们必须借助于打造学习型组织的有效载体，以此造就自己真正成为与市场经济制度相适应的主体人。当前政府部门或者说当政的领导者在我们的社会实践中，要克服就经济发展抓经济的片面性，应当着眼于培育三门人民的主体自觉意识。不能只讲经济更要讲文化，因为在我们原有的文化观念中有一些成为了制约三门发展的负面因素，现在通过文化重构建设新型的文化观念，以适应市场经济与现代化建设的需要。这种文化观念的更新的根本是在于三门人民的主体自觉意识的培育。目前的当务之急是在推进经济建设的同时，进一步加强三门人民的主体意识的自觉和主体创造力的充分发挥。这就需要我们的政府从坚持与时俱进的精神状态着眼，以提高人的主体素质为切入点，切实的支持文化建设和理论创新，领导好经济建设与文化建设，毕竟教化人是为官者的首责。就为官者的所需要的政绩或者对社会发展的贡献来说，我以为造就具有独立的主体意识且富有创造力的一方人，则要比那些追求纯经济数字上的增长更具有切实的功绩，其意义也就更为深远。
再次从制度层面上看，要进一步完善我们的法律、制度建设，真正转变政府的职能，为社会经济发展营造有利的制度文化环境。在这个问题上，我倒以为目前不在于我们的正式约束的制度本身有多大的欠缺，而是在于这些正式约束的制度如何与百姓的习惯、习俗等非正式约束相融合，以及这些正式约束的制度的实施机制的缺陷。所以作为决策者在做任何的制度安排时都必须考虑到那些非正式约束的文化因素存在，而在实际工作中我们已经形成了这么个思维定式：总以为自己制定出来的政策一定是对的、好的，问题是在于百姓的不开窍。要知道这种非正式约束的文化因素的影响力是非常大的。早些年的元宵节在我们城关举办的吃糟羹一事就非常能说明这点，那晚让我真正感受到什么是水泄不通的场面。这就是非正式约束的文化因素具有巨大号召力的表现。如果我们的每一项制度安排的出台都能充分考虑到这些非正式约束的文化因素，并找到这种结合点，那么人们所接受的自觉程度就会更高，人们的埋怨也会少许多。在此我们要认识到在实际生活中真正能直接导致人们行为的，更多的是那些非正式约束的文化因素。
同样的道理我们在制度的实施机制上，要真正改变我们现在的政府行为，使政府真正成为服务型的政府。政府的各职能部门不是追逐利益的经济实体，而是通过维系正常的经济活动秩序，为社会经济的发展营造良好的社会经济发展环境。为此政府的有关部门着重要做的是尽可能降低企业和经营者进入市场的准入门栏，减少一些人为的障碍设置，认真清理那些与WTO原则不相符合的制度，特别是那些关系到企业和经营者进入市场的多重审批制度和过于泛滥的行政管理收费制度，因为在这些制度的背后隐藏的经济利益是一些职能部门热衷于获取分配性财富的原动力。作为政府的职能部门要尽可能少的干预已经进入市场的企业和经营者的经济行为，积极为他们提供最优质的服务，而不能再扮演分配性财富“掠夺者”的角色。在当前“小政府、大社会”的社会治理实践中，由政府一元管理社会公共事务转向政府和民间的社会组织共同管理社会的公共事务，最终所追求的是达到公共利益最大化的社会管理的“善治”境界。这样在政府的转变过程中就必然要求对现有的制度安排作出新的构建，彻底改变现在以集权为特征管理社会公共事务的“统治型”模式，在制度层面上重构以政府和民间的社会组织共同管理社会的公共事务为特征的“治理型”模式。这样才能促使社会的自我运行能力得以提高，也更有利于民间社会组织的发达并增强。提供这样的行政制度文化的提升来进一步推动现代化的实践进程，为提前实现全面小康社会创造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制度文化背景。
总之，三门湾文化是农耕文化和滨海文化相交叉的一种融合型文化，当前这种文化正处于向现代的滨海文化转型的时期，所以我以为对一个区域的文化内涵进行探讨还有许多的事情要做，但不管怎样，这总是件有意义的事情。
(获台州市“新农村文化理论与实践征文”一等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