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梫书法艺术的心路轨迹
在清末民国初的背景里,中国科举史上最后一科进士的章梫,随着清廷崩坍,不得不自称“遗老”,在无所皈依的失落中,呈现出多维的矛盾性。物质上,因无意化方为圆而出仕为官,但在动荡的时局挤压下,迫于生计,不得不开启着卖文鬻字的经历。精神上选择了无奈的“守望”,一面埋首书堆,专心学术,另一面又投身公益,从事教育。虽这些都给人留下浅浅印记,唯独基于深厚的文化素养而形成的书道,在清末民国初的特定历史时期中,留下令人惊叹的痕迹。他极力反对革命举措,而又同情温柔的变革情怀,使得他在坚持传统的基础上,显得不与世俗同流的书道品格,促使他的书法艺术,别具一帜。笔者从章梫所生存的社会环境,特别是与他交游的风雅贤士关系中来梳理一些有价值的资料,通过他一生不同层面人物的交游来看这番经历对其书法的影响,以及典型书家艺术特点的比较,以便为进一步研究章梫的书法艺术罗列必要的史实。这一方面是弥补研究章梫书法的史料不足之缺陷,更是表达自己对乡贤的特别敬意。
第一部分:介绍章梫的生平及家学渊源,此为章梫书法心路之发端。
第二部分:章梫不同时期的交游对其书法心路的充实,对其书法的影响。这是本文重点的史料搜集和介绍。相继表述章梫与师辈俞越、瞿鸿禨、徐世昌等的交游,与同门吴大澂、陆润痒、吴昌硕等的交游,在铸史育人的过程中与同年进士刘春霖、金梁、高时显的交游,以及同乡,与喻长霖、王舟瑶、朱文劭、尤莹、章祖荫、章亮元的情谊,直至沦为遗老时结社吟诗,卖文鬻字,与名士、书画家沈增植、郑孝胥、蔡元培、王国维、严复、黄宾虹、溥儒、陈一甫、齐白石等的交游,以完整地展现章梫书法的心路轨迹。
第三部分:归结章梫书法心路轨迹的特征、影响因素及其章梫书法产生的影响,从而完整的认知章梫书法的艺术价值和对帖学书风所起的承转作用。
在艺术发展史上,由于其自身的规律性作用,艺术的辉煌或许会产生在某个社会发展不和谐的特定时期。在近现代的中国,由于经历了几次巨大的社会转型,特别是清政府作为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社会被中华民国所替代,这是中国历史上最为深刻的一次社会转型。在这个过程中,各种思想潮涌、交替、碰撞,呈现出多元的文化相交织的景象,于是各类文化艺术大家层出不穷。和与其他文化形态相比,中国书法可以说是西方文化介入的“死角”。但即便如此,书法艺术仍然有着深刻变化,其书法创作呈现出时代的书法特点。叶鹏飞在《晚清名家书法叙论》一文中曾经有过这样的概括:嘉庆之后,清皇朝由盛转衰,在各种云涌的变革中,晚清的书法创作特点有如下几方面:一为“师法汉碑,使隶书、篆书创作达到空前的鼎盛”;二是“师法唐人,以朴学思想来研习欧、颜、柳式的传统楷书和行草书,并获得新的成长”;第三“崇尚北朝碑版,树立了以朴质为尚的书法审美观,在情势表现上创立了新的范型”;最后“碑帖结合,或碑眼看贴,对帖学加以重新审视。或立足于帖学,对碑学加以改造,碑帖相融,使纯粹意义上的碑学书风得到拓展,行草书初现新风格”。正是在变革中产生的这些书法创作的新特点,呈现出清末民国书法的基本发展模式:一是沿袭乾嘉金石考据派,崇尚北碑和篆隶书风;二是尚晋唐,奉二王书翰为宗,扬颜、柳书体。三是以文人书家面世的草草作书、不计工拙。值得一提的是,在这个社会大变革进程以及后续的社会发展中,传统书法赖以生存的汉字、书写工具等受到极大的冲击,使得中国书法从实用走向了纯艺术,进一步从阅读模式走向读图的时代。
在清末民国初的时期,在文人书家里存在着一个即被称之为“晚清遗老”的特殊群体。从总体上说,这个群体是一个融“保守与变革”为一身的矛盾体,政治上对清廷的尽忠是这个群体大部分人的共同特征,章梫是其中之一。“字以人传”的儒家传统中,遗老们由于政治上“失宠”,也就渐渐淡出世人的视野。以至于,在书法研究上对这段特殊时期中的特殊群体的研究极少,虽然近来有所涉及,但仍然不充分。
笔者在清末民国初的大环境里,选择中国最后一科进士和遗老之一的章梫及其书法为研究对象。
一是可以从史料上充实这个时期特殊人群的书法创作。毕竟他们在清末民国初的书法艺术上有必然的历史地位。特别是和章梫生活年代相交集的文化大家,在与章梫的交游历程中,对章梫的书法心路轨迹留下深刻的印记。作为遗老之一的章梫,随着清廷崩坍,一时无所皈依。在信仰上还依旧期望清皇朝的恢复;精神上以“守望”姿态,皓首穷经、致知学术;物质上不愿化方为圆、出仕为官,为生计而不得不有卖文鬻字的经历;行为上则选“向善”,投身公益、办学育人。由于本身有极高的文化素养,就外化出坚持传统,又不与世俗同流的特性。沙孟海在章梫遗作展对其书法有过这样的评述:“写孙过庭,千年来只有章先生最典型,因为唐以后今草风行,大家只写张旭、怀素的字”[1]。曾题章梫楹帖:“先生专精吴郡章法,放笔作大字,使转雍容,不失其驰,犹独步一时。”[2]
其次选择章梫,乃出于对乡贤的崇敬之心。章氏乃为我生活小镇的望族,在章梫的影响和推荐下,族人和乡人出了不少乡里贤达,如章祖荫、章亮元、以及长孙章文晋乃为翘楚。民国后,章梫政治主张虽为保守,但行为上却努力为弘扬传统文化而努力,早在光緖十八年,即以拔贡生身份参与家乡《宁海县志》的编纂。民国期间又多次受聘参与方志编修,“功在桑梓”,后有续修《浙江通志》、编修光緖《台州府志》和民国《台州府志》。为弘扬风雅乡贤之精神亦为选题缘由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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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研究章梫书法的文章并不多见,篇幅也长短不一。从汇集到的资料看,大致可以分归三类。一是专题论述:有王根发编写《翰逸神飞---章梫和他的书法艺术》、《文人翰墨菁华---章一山太史墨宝》、陈引奭著《簏中的散叶》中的“遗老或名士——章一山与其书法艺术”;二是收录在各种著述中内容,此类比较丰富,
或为生平记录,或为人物传形式出现,有民国马叙伦的《石屋续渖》、民国初年陈蛰山著的《台州乡土志》、重修《浙江通志稿》、民国沃丘仲子著《近现代名人小传》、香港出版的《中国书法鉴赏大辞典》、 项士元编的《台州书画家》,上海人美出版社出版《中国美术家人名辞典》;三是族人提供的相关资料,有宗谱记录、家人回忆及走访记录。
所搜集到的资料表明,称章梫为书家的几乎是共性,如专著类的就是章梫的书法专论。人物传中皆有书法造诣的评述,如人物传中,马叙伦的《石屋续渖》中罗列了章梫书法交游概况。香港出版的“中国书法辞典”中评价章一山“寄迹海上,善书法,向习六朝北魏、秦篆汉隶,皆得其妙,晚年喜李北海、孙过庭诸家……”。临海项士元编辑的《台州书画家》,对其书法评价曰:“晚近宁海之章一山,实吾台书法之后劲也。”[1]《中国美术家人名辞典》介绍:“章梫夙善楷法,晚岁笃好草书,执笔五指并用,运腕如拔镫,翰墨清华,体势秀逸。简椟或累千余言,或作纯草,不杂行书,然无一字不可识……”[2]诸如种种为研究章梫书法心路轨迹增添不少史料。可喜的是,近年拍卖会上常出现章梫与当时书画家一起合作的佳作,为研究章梫的交游提供新的资料。族人论述的也离不开对其书法艺术的赞叹。其家人有回忆记录,一山最后时期的书法作品主要存放两处,一是上海族人章以铨家,一是杭州乡人章亮元处。后由于两人的分赴东南亚和日本,致使一山书法作品流向境外。其女章以申回忆:《纶旅金鉴》六卷,手稿诗文,笔记百数十册;手书楹联、屏条、扇面等,以及收藏溥儒书画手扎、陈宝琛、朱益藩诸名家书联、屏,信扎,均毁于“文革”破四旧;印章投弃頤和园后湖。但有遗物:方孝孺《逊志斋集》,明清两朝出版书一大箱、碑贴四大箱,及西安《碑林》全套拓片五十余包,字画数十件,文集的木刻版全套。1950年由儿子以吴、女章郇分赠浙江图书馆及博物馆。这也间接证明了章梫“善书法,向习六朝北魏、秦篆汉隶,皆得其妙”,此言不虚。1989年3月2日浙江省书法家协会、浙江省博物馆、杭州市文物商店、三门县博物馆在浙江博物馆文澜阁举办《纪念章一山逝世40周年书法作品展》展出50多件章梫先生遗作。可惜当时没有出版作品集,而且文物商店的章梫作品均已散失。
以上种种,虽为研究章梫提供了丰富的资料,但不管怎样,都缺乏一种完整性和系统性,无法描述章梫书法的心路轨迹。
章梫(1861-1949)的一生与清末民初的政坛、文艺圈难解瓜葛,青少年的时候随俞曲园在诂经精舍学习十余年,自称:为文师法胡三省、章实斋,做人孝悌忠信以方孝孺为榜样,著有《康熙政要》二十四卷四十二篇、《一山文存》十二卷,可称现代学者和教育先驱。在政治上,主张改良,否定全盘西化,反对暴力革命;行动上,一士不事二朝,并参与张勋复辟,人称末世冬心,今天的人以为愚忠。民国后以遗老自居,“大力推广卖文鬻字生业,积少成多逐渐度过余年便了”。他的一生习练书法非常勤奋,“章梫性喜收藏鉴赏,每读字画必引经据典以探求其源,于书画涉及甚广。南帖北碑秦篆汉隶,几至铭文役书无不爱好,且能巧其妙。晚年专学李北海、孙过庭,常以《书谱》训示于人。与友人交谈不论得意或失意皆劝人写字。尝云:枪炮善用之则卫人,不善用之则杀人;书画善用之,可以致太平,不善用之,亦足以怡情养性;断不至于丧身之家。”[1]。生性喜欢交游,不喜馆阁体,并认为晋唐以下不可学。在当时碑学体系笼罩下的近现代书坛,以帖学系统的晋唐草书示人,虽没有跻身一流书家的行列,但其独有的书学思想和别具特色的书法精神可为后世所效法和研究。
据光绪甲辰三十年(1904年)恩科会试卷的章梫履历上记载及章梫年谱记录:章梫,原名桂馨,字一山,台州府宁海县海游(今属三门县)人。1861年农历11月7日寅时生于海游南乡小蒲村。1866年,章梫6岁入私塾受林达三子尊夫子的启蒙。1869年,去五里外的善岙蒋村蒋咀华老先生家去学习八股文写作。1876年,16岁章梫赴宁海城里的龚宗潗幼卿夫子门下受业,得师赏识,以长女许配。1877年拜宁海缑城书院、黄岩九峰书院院长王咏霓为师,与俞长霖、王舟瑶同学。1878年,考取生员为秀才。喜欢交游的章梫,1880年临海东湖书院肄业(时王棻任老师),到杭州崇文书院,拜敷文书院院长吴超左泉夫子为师,又到紫阳书院见院长王同伯夫子(王福庵之父) ,工诗文,善刻印,擅篆、隶,犹以文字学见长,执弟子礼。《近现代名人小传》记:章梫“肄业紫阳书院,以制艺冠同侪”[2]。后章梫通过选拔以优异的成绩与同乡王妍香一起转入诂经精舍书院学习,师从江南名师俞曲园先生,以研习经史为主,兼学数学、天文、地理。由于考举人屡试不中,住书院长达十余年。1889年,王棻任台州正学书院山长。1890年章梫30岁回家完婚。1891年,随瞿鸿禨视察蜀学为幕友。1893年,母去世丁忧回家,服丧期满从幕到四川、山西、江苏、湖南等省谋事,行万里路,见闻日广。1897年,通过省里的考选,进京应试,因戊戌政变停考,无功而返。纂《光绪新政》十卷。1900年,章梫40岁应聘到上海澄衷中学任副教习、1901年任校长。翻译日文《小学校教授学管理法刚要》。1904年,考取甲辰科进士,殿试补置三甲,授翰林院检讨,为中国科举制度的最末一榜进士。1905年,先后任北京大学前身的京师大学堂译学馆提调、监督,翰林院国史馆协修(编辑)、纂修(主编)、功臣馆总纂(总编),德宗实录馆纂修,邮传部丞参上行走;又兼京师大学堂经科、文科提调,邮传部、交通传习所(北京交通大学前身)监督(校长),北京女子师范学校(北京师范大学前身)校长等职。1910年,编成二十四卷本《康熙政要》。1912年,留京勤议续成《德宗实录》。1913年,躲避袁世凯、徐世昌的从政邀约,回上海。五月四日应遵孔文教社编辑和礼贤书院教职之聘,全家迁居青岛,临行有淞社沈增植、吴昌硕吟诗相送。1915年,应聘编撰《浙江通志》。1917年,赴走北京天津参与张勋复辟,被宣统帝授为学部左臣。编辑《旅纶金鉴》六卷,呈溥仪,蒙赐“言炳丹青”匾额。1918年6月,结集出版《一山文存》十二卷,沈曾植题署,喻长霖、王舟瑶、刘承干分别作序,由嘉业堂刊行。1919年,日军侵略青岛,章梫归故乡海游,迫于生计,移居上海。受张元济聘为商务印书馆编纂,同年受总纂沈曾植聘续修《浙江通志》,王国维、章祖荫协同编修。后受哈同仓圣明智大学聘请,主讲文史。1920年逸社集会,作《万岁山怀古》一首,同人会集沈曾植寓所作一元会,并祝章梫六十寿。1922年,与刘承干改淞社为上海中国画保存会。1926年冬,书《崇陵补树图记》于上海福寿堂。1927年6月,国学大师王国维投昆明湖自尽,章梫有挽联:“唯君求仁得仁,允合屈灵均祠祀;痛我应死不死,愧为方正学乡人”。遗印颐和园。1928年,出资重刻方孝儒《逊志斋集》。1929年,台州六县水灾,章梫鬻书并募捐计银元六万元赈灾。1930年,赴津“朝觐”逊帝溥仪,溥仪手书“独抱冬心”贺章梫七十寿。1934年,将海游祖传家产、土地全数捐赠海游小学作校舍、校产。1938年,应徐世昌邀为其编写《水竹村人年谱稿》自署门下士,批跋王世镗《章草稿诀》“此拓应珍重”。1948年秋,迁居杭州勾山樵舎同乡章亮元(静轩)处颐养天年,8月黄宾虹亦携眷抵杭州,而有为余绍宋66岁寿、浙江通志馆同人的“勾山雅集”。1949年1月,天津解放,长孙章文晋(后任外交部副部长)添曾孙章百家,并赴天津任职,,章梫赋诗、写信寄章以吴,认为儒家大同、国家太平有望。3月16日,逝于杭州勾山里,享年八十有九。葬于上海万国公墓合龚氏墓右侧。
章姓宗族在海游是个大宗望族。始迁祖章枚,宋时由闽迁居宁海海游乡。曾祖,章盛,号燕圃,监生。祖父,章毓秀,字永芳,议叙九品。父亲,章槐字思培,号子三,相貌修癯、性格端严、简默,专攻经史并中过举人,后遇太平天国运动,按惯例自然成为监生、授文林郎,诰赠奉直大夫翰林院庶吉士加三级。章梫少时即受族曾祖章辑熙、章必琫两夫子教诲。给章梫起的名字看,就颇有文化。“梫”是一种木名,《说文》称:梫。桂也;《尔雅·释木》:梫,木桂。也就是南方的肉桂。甲辰会试硃卷履历记载章梫原名桂馨字一山。“梫”和“桂馨”同为名,显然寄托的是蟾宫折桂、美名远扬的期望。“一山”的来历和含义不甚清楚,最大可能是指天台山。因海游与天台县紧邻,自古“山海一经”,被誉为“佛宗道源、山水神秀”的海上仙山——天台山,唐宋时期已名播四海取“一山”为字,想必也含有名扬天下、永垂不朽之意。
章梫一家可以说书香门第,一脉相承。父亲思培既勤劳又善于持家立业,所以家庭比较富裕。章梫出生时正遇太平天国运动,家乡称为“长毛乱”。世道动荡,迫使父辈不大出门,也到章梫到读书年龄,干脆自设一塾,招村邻童子并课之。父亲写的一手赵体小楷,课诸童宽,课章梫严。母亲林氏,是距海游十里外的小蒲村林茂峯的女儿,监生林鳯巢的妹妹,诰赠宜人,也出身教育世家,知书识礼、通晓书画、精于刺绣。《先妣行述》记载:“母亲每夜专门点一盏灯招章梫读书,自已也点一盏灯和家中女眷治女红,章梫读书疲倦时她就会给大家讲两汉、三国故事或者说些般若婆罗金刚、涅槃等佛经善恶报应,此外常常讲述乡贤罗适、方孝孺、胡三省的故事。”[3]章梫童年就是在这样良好的家教下度过。9岁时章梫仍是淘气的孩子,某日课余登院墙游玩,值邻家阳台衣衫被盗,来询是否收得?父思培公闻知,恶其蠢而涉嫌,罚令看牛耕耘。章梫泣求祖母始准入学,后送到距家五里的善岙蒋,蒋老先生咀华家学习八股。读书写字已成日课,蒋咀华先生每命其先习作半篇八股,章梫常自作全篇。一日蒋老先生的长子从宁海县学回家,翻阅章梫习作,奇其文笔,通篇改之,批眉赏赞,此后蒋先生常令其子教授章梫。海游离宁海城内有百多里远,城里的龚宗潗幼卿夫子教书的名声很大。为了让儿跟上层楼,章梫16岁时,父亲又送他到龚先生门下。
古语有云:幼学如漆、孟母三迁。章梫整个青少年时期得到乡里最好的教育,中秀才后又能自由地游学东湖书院、杭城诸书院,这得益于父辈的着意栽培。纵观他一生的成长道路可以明白地看出,在宁海家乡严格的传统教育和流播于民间的乡贤罗适、方孝孺、胡三省的故事在章梫幼小的心灵留下了深深的烙印。故章梫自称:为文师法胡三省、章实斋,做人孝悌忠信以方孝孺为榜样。由此可以推断传统的儒学精义成为章梫书法心路轨迹的发端。
宁海是明代方孝儒的家乡。方孝儒志以圣贤之学自期,因学问名世,被时人誉为“正学” 、“读书种子”。建文帝时,其叔朱棣起兵夺皇权而胜。为了慑服儒家弟子,争得舆论认同,朱棣软硬兼施,要时为文学博士的方孝孺起草即位诏书。正学正气凛然,掷笔于地,结果被“诛十族”。这个经典故事自小就在母亲的讲述中留下深刻的印记,私塾里的先生们,时常以乡贤的壮烈来教育学子的忠君,引方正学的以学问名世来勉励学子刻苦学习。这些,对正统儒家文化中成长的章梫,影响一定非常巨大。在章梫一生勤学、奉儒、忠君的突出表现,品格可明显看出青少年时期的家乡文化,在他心灵中打下的深深烙印。鲁迅先生在《为了忘却的纪念》一文中,对柔石的描述使用了“台州式的硬气”,于是成为台州人的一种精神写照。“他的家乡,是台州的宁海,这只要一看他那台州式的硬气就知道,而且颇有点迂,有时会令我忽而想到方孝孺,觉得好像也有些这模样的。”[4]
除了儒学的深刻影响外,道释两家的文化亦成为后期章梫书法心路轨迹的依托。中国道教的十大洞天,台州就据其三(即第二洞天黄岩委羽山,第六洞天天台赤城山,第十洞天临海括苍山),对台州人精神的形成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此外,佛家天台宗就产生在海游的毗邻,其形成、发展、传播的一千三百多年历史中,其对,对台州人的精神风貌和台州文化的影响超乎寻常。
[1] 《中国书法鉴赏大辞典》{M}.香港
[2] 沃丘仲子.近现代名人小传
[3] 章梫.一山文存。民国嘉业堂丛书.352
[4] 鲁迅.鲁迅全集
[5] 高时显辑校逊志斋集陈子龙、倪元璐序上海中华书局220.
[6] 高时显辑校逊志斋集陈子龙、倪元璐序上海中华书局 84
[7] 鲁迅《为了忘却的记念》.
[8] 喻长霖:《台州府志·序》
从光绪恩科会试卷记载的章梫履历上可查到:受业受知师有幼时的林达三、蒋咀华、敷文书院院长吴超、紫阳书院院长王同伯、诂经精舍院长俞曲园,台州正学书院山长王棻、前浙江学正瞿鸿禨 、本科会试大总裁陆润痒、本科会试知贡举陈夔龙 、朝考和复试阅卷大臣徐世昌、殿试读卷大臣鹿传霖等。在与这些师辈的交游中,章梫交集较多和受影响较大的是俞曲园、瞿鸿禨、徐世昌。
苏轼有诗云:“腹有诗书气自华”,恰到好处地概括了文化修养对一个人自身人格气质的提升具有重要的意义。就学书者来说,也是如此。章梫的书法艺术成就离不开深厚的文化积淀,其中在诂经精舍的十年求学经历,乃是他书法心路轨迹的最为重要的过程。在这十年里,他不仅师承了俞樾的学术思想,还颇受恩师的书法造诣锤炼。
诂经精舍地处风景秀美的西湖孤山,位于三忠祠的东边,照胆台的西面,为读书治学的“琅嬛福地”。说到诂经精舍,就不得不提阮元。阮元,清中晚期历任嘉、乾、道三朝的重臣。在“乾嘉学派”的学术思想影响下,提出了与《阁帖》体系很不同的并与之相悖的书法流派,他极力维系的是汉学家法的名物训诂的考据和质朴无华的学风,是当时的考据学大师、学术领袖。学问之外,亦以书法传,以学风上倡导振衰求变,思想上的经世致用的观点对书法史进行了深入的思考,著有《南北书派论》、《北碑南帖论》,可谓碑学理论的发起人。行、楷、隶体兼善,能作擘窠大字,尤以蝇头小楷为后世重。嘉庆二年(1797),阮元任浙江学政时,编成了古代典籍训诂资料汇编——《经籍纂诂》。四年后,阮元奉调任浙江巡抚,开辟昔年编纂经籍的房屋为书院,名为“诂经精舍”。他的办学主旨是崇尚汉学,造就经史学术人材。从性质上看,精舍是介于官、私两学之间有组织的学术研究和教育基地。嘉庆十四年(1809),阮元因事革职后离浙,此后,精舍无人主持,又无经费,遂停废。道光四年(1824),胡敬呈请时为浙江巡抚、布政使修建精舍。道光十年(1830),巡抚富呢扬阿再次复修精舍,使得精舍始渐中兴。咸丰年间,因第二次鸦片战争及太平军攻占杭州,诂经精舍复又停办。同治五年(1866),布政使蒋益澧捐资再次修建精舍。精舍修复后,浙江巡抚马新贻以为:非请俞樾来当院长不可,并亲自到苏州高薪聘请俞樾主事精舍。俞樾的到来,既延续阮元创设诂经精舍的办学初衷,也是对阮元学术思想和书学思想的承传和发扬光大,此后俞樾在精舍掌教三十余年。其门生为浙江敷文、崇文、紫阳三所书院选送,堪称全省最高学府。光绪二十三年(1897),浙江巡抚廖寿丰酌筹改并杭城六所书院,另设中西实学的求是学堂。诂经精舍的经费大受影响。越年,俞樾辞聘而去。1904年,科举制废,精舍正式停办。
他的书法工篆、隶,犹以隶见长。甚至连尺牍、书稿多用隶书草写而成。从左书翔凤隶书联,可观其背后深厚的朴学根基,用笔稳健沉实,横竖笔画间,虽少波磔,却别有一番风味。章法上井然工稳,真力弥满,透露出凝庄之气质,呈现出古朴的意趣,可为清代碑学兴盛之际“抑帖扬碑”的典范。列举的这件信札以小行书写就,用笔结体轻盈写意,自有颜鲁公行草笔意。1906年(光绪三十二年),江苏巡抚陈龙重修寒山寺,请俞樾书《枫桥夜泊》石碑。86岁高龄的俞樾书成竟成绝笔,十天后俞樾便离世。
翻阅俞樾一生与人交往的记录,可得出“情”、“名”两字。俞樾能有学术著述丰硕成果,以他自语得力于“无钱、无官、无能”之三无,其实“三无”之背后却存有文士名心。为此,他“伏案二十余年,著书二百余卷,盖月得一卷书”,得恩师曾国藩极高的赞誉,把俞樾与另外两位得意门生李鸿章、丁日昌相并论。留有“李少荃拼命做官,俞荫甫拼命著书”、“俞荫甫真读书人,丁禹生真作官人”[1]的士林美谈。
1878年18岁时,章梫通过县试、府试及院试,考取了生员功名,成为秀才。在旧科举制度下,进书院学习乃是科举必经之道。于是章梫来到了远在600里之外的杭州拜师学习。先到敷文书院拜吴超左泉夫子为师,又到紫阳书院求学,后通过由学政主持课考,以优异按成绩转入杭州诂经精舍学习,一住就是十年,直到30岁回家完婚。这十年对章梫人生的影响非凡。在俞樾经学大师和具有新知识的文化学者的指导下,使他不但在经史学习研究上获得迅猛地提高,还获得了旧教育所没有的数学、天文、地理等现代科学知识,从而形成了对现代科学知识的浓厚兴趣和有别于传统仕子的知识结构。同时,城市的游学生活带来的文明陶冶,使僻远乡里出来的他大大拓展了眼界,为他往后成为中国现代教育前驱打下了坚实基础。也为他今后同门及名士交游,开启了进入上层和名流社会人脉关系的大门。
期间俞樾的重“情”和“名”的人际交往情愫深深影响到章梫,纵观章梫的人际交游,无不留着恩师这些印记。书院期间,章梫勤于课艺,其作业得俞樾首肯, 特收录于《春在堂随笔》。与同乡王正春(研香)和尤莹在书院的同门研习,其情义颇为深切。寒夜里,围着火炉,各自以日间的学习所得,互相辩论,有时直到天亮。光绪甲辰科(1904),章梫得中进士,电报由上海传至苏州曲园。已是84岁的俞樾,为弟子连捷南宫,兴奋地赋道:“谁谓高才无遇合,却于吾道有辉光。将来考索如重订,应改山堂作玉堂。”[2]此时,诂经精舍关门了。数年后,章梫重来这里凭吊,感叹道:“诂经精舍寂琴尊,古调消沉雅颂埙。记取曲园门下士,白头桑海几人存。”[3]而俞樾虽居曲园,却总不忘杭州的湖楼,每每有弟子前来曲园,必问及湖楼。他的一首次韵弟子章一山的《西湖感旧》的诗,动情地表述出那份深深的情义。诗云:“自别西湖久不来,春秋雅集欠衔杯。虽存杨子谈经席,已换苏家作论才。万古江河时局变,小楼风雨我心灰。尚留汨物君知否,只有孤山几树梅。”[4]除俞樾外,章梫与同门的大家吴大徵、陆润痒和吴昌硕亦交游颇深。
吴大澂(1835—1902),字清卿,号愙斋、恒轩、白云山樵等。江苏吴县(今苏州)人。同治七年(1868)进士,任散馆授编修。于陕甘、河南、广东、湖南等任职,甲午战争吴昌硕曾从其慕抗日。师从俞樾,其篆书深受吉金文字的影响,师法李阳冰,有工稳整饬、匀净挺拔、外柔内刚的特点。为晚清最为突出的金石学家、古文字学家。章梫与之交游应是1895年游幕湖南,时吴大澄为湖南巡抚。
陆润庠(1841-1915),字风石,江苏元和(今苏州市)人。1870年(同治九年)选为优贡生,1873年乡试中举。次年会试中状元,授翰林院修撰。光绪初年,多次主持湖南,陕西等省乡试,任主考官。后入南书房,升胥讲,旋改山东提督学政。任满回京,升国子监祭酒。曾是章梫甲辰本科会试的大总裁,对章梫恩科会试卷的批文是“经义渊雅、论策闳鬯”。章梫任京官后亦常拜访,《一山文存》载有《壬子正月上陆相国》、《癸丑上陆太保》、《陆相国七十双寿叙》、《陆相国比翼南旋图徵诗文启》四文。
陆润庠所处的时代是馆阁体盛行的时代,馆阁体讲究光黑精丽,匀圆丰满,为清代最高统治者们所赏识。其初期书习欧阳询、虞世南,馆阁气稍重。后期以其深厚的学养,化减了馆阁味,书法清华朗润,深受大众喜爱。
吴昌硕(1844-1927),浙江安吉人,1904年杭州西冷印社成立,首任社长。初名俊,字昌硕,又署仓硕、老缶、苦铁、大聋等。同治八年,1870年26岁的吴昌硕到诂经精舍随拜俞樾为师学习小学和辞章。31岁以后,经俞樾介绍移居苏州结识了俞樾的同年好友及门生潘祖荫、陆心源、吴云、吴大徵等金石书画收藏大家,书艺勇猛精进。光绪五年吴昌硕集往年印稿和当年的《篆云轩印存》去苏州曲园求教,俞樾欣然署瑞并题词。后定居上海,与章梫交集,经常一起参加聚会、吟诗、写字、作画。章梫应聘赴“青岛尊孔文教社”任编辑之职时,吴昌硕写诗送别,其中有这样一些句子:“今闻好古士,文教根典阜。沧海横流中,定坐伏生否。何以知其然,光芒射牛斗。宏文散珠玉,谁任编辑手。检讨章先生,奇字识蝌蚪。遗以锦绣段,聘以盘敦卣。此去被荣光,……”[1]从文字学、书法、人格魅力等对章梫给予以高度评价,足见二人的交情和章梫在上海的名士地位。吴昌硕行书气息近于王铎诗稿,以石鼓文的一以贯之,打通了诗书画印可谓绝伦。其书法气健意新,但已不是古人意,格调不是最高。但其以石鼓文一体突破、一以贯之的这种气势给章梫启发良多。
瞿鸿禨(1850-1918) 湖南长沙人。字子玖,号止庵,晚号西岩老人。1867年中秀才,1871年中举人,1872年中进士,入翰林院,授编修。后擢侍讲学士,升为内阁学士。出任河南、浙江、四川、江苏四省学政、任外务部尚书。1907年,被劾开除回籍。1911年(宣统三年)迁居上海,1918年逝于上海。
章梫后期从幕与瞿鸿禨时有书信往来,任京官时有交集。写成《康熙政要》即写信告知在长沙的瞿鸿禨“暌违日久,驰念弥深”,《一山文集》卷九《庚戌上瞿协揆》一文有记。民国后又与瞿鸿禨同为超社、逸社成员常有诗文雅集。
教育与章梫有着不解之缘。自小父亲对他着意培养和俞樾俞樾诂经精舍十余年的教育,他年轻时就表现出了对于人才和教育的重视。有文章记载,在他做学政幕友的那段时期,曾教授湖南时务学堂,他每次评阅童子试卷都非常认真谨慎,生怕遗漏了优秀人才的发现。父亲死后,他把家乡采石场一半的收入划定为当地教学之用。40岁时任上海澄衷学堂校长,其办事认真负责、学识学养又高、以及好学的品格和对教育的内行有目共睹。这种口碑在各省游幕和教育间就已形成。
澄衷中学 1900年,上海澄衷蒙学堂落成,叶澄衷聘刘维屏任校长。蔡元培(1868-1940),任总教习、章梫任副教习,共同编印了当时教育界影响颇大的《字课图说》四册。后蔡元培任校长,挂名三个月,就出走日本。1901年8月章梫接任,直至1905年1月北京就职离任。现代学者胡适曾在该校学习,他在《四十自述》中写到:“这时候的监督是章一山先生,澄衷的学科比较完全多了,国文、英文、算学之外,还有物理、化学、博物、图画诸科。澄衷管理很严,每月有月考,每半年有大考,月考大考都同榜公布,考前三名的有奖品。澄衷学堂的好处在于管理的严肃,考试的认真,还有一桩好处,就是学校办事人真能注意到每个学生的功课和品行。”[1]所以澄衷中学从学制、学科的设置师资队伍建设、教材编写和考试制度的建立,都离不开章梫校长。这期间章梫翻译了日本《学校教授学管理法纲要》,介绍西方教育模式,学校有“澄衷印所”,印刷出版了章梫作序的《最新几何画法教本》、《澄衷蒙学堂字课图》影响很大。章梫是以研究者的、专家的姿态,兴办新学,澄衷中学已经开始成为完全意义上的现代学校。
在澄衷工作开始时,章梫就时刻想着家乡的教育。1901年,得知清政府废八股为策论,改私塾为学堂,就写信给海游族长,倡议家乡首办现代学堂。在他的带头捐资下,1903春海游小学的前身海游学堂创办,他自己每年拿出老家的山、塘租金500两作为办学经费,还派澄衷中学的同乡章幼恒回乡做学堂庶务,并以澄衷中学的教学经验指导海游学堂办学,并定学制为10年。为家乡的教育事业做出来巨大贡献。
1905年,章梫会同桑洲秀才周金山创办了公立白岩二等小学堂(桑洲小学前身)。1916年夏,56岁的章梫写信给科举同年、金陵道尹朱文劭,为柔石等创办宁海中学争取资金。1934年秋,74岁的他将自己唯一的祖传房屋和地基捐赠给海游学堂,又把鬻书所得2000元,寄给宗族作办学等公益之需。章梫的一生几乎把自己的所有财产都捐献给家乡的教育事业。
甲辰会试 章梫对教育所达到的思想认识和理论水平,在1904年“甲辰会试”中就有所体现。会试第二场是时务策共5道题,第一题就是关于教育,“学堂之设,其旨有三,所以陶铸国民,造就人才,振兴实业。国民不能自立,必立学以教之,使皆有善良之德,忠爱之心,自食之技能,必需之知识,盖东西各国所同,日本则尤注重尚武之精神,此陶铸国民之教育也:讲求政治、法律、理财、外交诸专门,以备任使,此造就人才之教育也;分设农、工、商、矿诸学,以期富国利民,此振兴实业之教育也。三者孰为最急策”[2]题目大意是:学堂教育的宗旨:陶铸国民、造就人才、振兴实业,这三种哪一种为最紧急?这道题非常典型地反映了清政府改革教育的背景下征求的教育改革的对策,题目有很高的理论结合实际的要求。此时四十四岁的章梫已是读了万卷书、行了万里路,“私念生于海滨僻阻之地,少受父师教诲,长则奔走四方,足迹及二十二行省之大半,研治经史,兼东西洋之书,稍稍有得,颇自负经世之业,行年四十以后阅历较多,所见复不同于时流”[3]。从其自述中已经对自己的从政能力相当自信,并对当时教育状况已是烂熟于胸。从查到的甲辰会考硃卷看章梫的答题得到了考官的高度评价。答卷上的原推荐批语如下:“第二场首篇,于国民教育之宜急,与大学专科实业学校不得不从缓之故,能抉其所以然,其论推广国民教育之普及及其课程、学制,万缕千经,了如指掌,知作者热心教育,研求有素矣!以下四作于古今中外情形洞若观火,故所言皆切中情事,平实可行,非刺取浮词、支撑门面者可比。”[4]
多校任职 戊戌变法后,新学渐兴。1898年7月,中国近代第一所国立大学京师大学堂(北京大学前身)建立,是中国近代国立高等教育的开始。1902年1月,京师大学堂因战事停办而恢复,吏部尚书张百熙为管学大臣。张百熙是章梫1904甲辰恩科会试的大总裁,给章梫试卷的批语是“经义精当、论策明通”。在章梫多校任职期间一直分管教育,为章梫的直接领导。
1905年,章梫先后任“京师大学堂译学馆教习、提调、监督,兼京师大学堂经、文科提调,邮传部行走、交通传习所(北京交通大学前身)监督(校长)学部图书局行走,北京女子师范学校(北京师范大学前身)校长等职”[5]。
特别是交通传习所,是按照近代教育制度建立,其经管规则总纲中明确规定:“本所以培养铁路管理人才为主旨”。传习所的教学内容是应用最新的的科技基础知识,采取新式教育分班上课制,每年两个学期、按年晋级的新式教育制度。其中传习所管理科的设立,标志着中国历史上第一所培养高等管理人才学校的诞生,在中国高等教育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章梫担任了传习所第一任代理监督(校长),其贡献显而易见。
[1] 胡适.吴适文集1四十自述.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69
[2] 顾廷龙《清代硃卷集成》甲辰会试章梫硃卷,成文出版社1992年
[3] 章梫. 一山文存.民国嘉业堂丛书.上陆相国.426
[4]顾廷龙《清代硃卷集成》甲辰会试章梫硃卷,成文出版社1992年
[5]章梫.一山文存.民国嘉业堂丛书.上陆相国426
辛亥革命后,清庭的灭亡已成必然。社会进程按其应有的发展规律进入民国时代。即便如章梫这般视清政府为生命的末代进士们,也无可奈何,只得以清朝遗老自居。这个时期的章梫显然度过了激烈的社会动荡带来的内心挣扎,而趋于内心的平静,从其这段的生活经历看,对他的书法心路轨迹产生的影响表现为趋于平缓,彰显个人修养的厚重。原来积淀下来的文化底蕴,借助书法这一艺术形式得到了有效地显现。而其中所交游的都为原先有着相同经历的名士大家。
徐世昌(1855-1939),号菊人、弢斋、水竹邨人。六岁开始学画,清末进士,授翰林院编修,与袁世凯交密。曾任民国大总统。退隐后在天津租界重拾儿时手艺以写字画画自娱。暮年回绝日本出任华北傀儡政府职务之邀。1939年6月6日病逝于天津,享年八十有五。
章梫与徐世昌结交于光绪三十年甲辰恩科,徐为当年的“奉旨派甲辰科朝考阅卷大臣”,自此章梫一直以门生相礼。之后, 徐与章同京官常有往来, 徐也以门生待之。民国后章梫迁寓上海、居青岛 ,与徐世昌十余年不见。1930 年章梫北上居津沽后重新来往。徐世昌《韬养斋日记》中有多次记录:“1907 年5 月19 日,“门人章一山(梫)、黄次畲(瑞麒)约宴集, 散后到赵智庵处久谈, 桂辛亦往。1930 年7 月14 日, 十弟偕章一山(梫)来谒, 十余年未见矣, 谈良久。1935 年11月20 日,“门人章一山拟为修年谱, 阅其所拟体例。”1936 年7 月16 日 章一山来谈纂辑年谱各事良久”。1937 年12月30 日,阅章一山所撰年谱稿本, 已成稿九巨册, 已初校阅一过,其余稿尚未成。”[1]自此两人往来密切,从中不仅看到徐对自己年谱之重视,更可品味徐、章俩人之间的师生情义。
徐世昌能书善画,1920年以大总统身份成立“国画研究社”,拨巨款成立北京艺术篆刻学校(中央美院前身)由陈师曾任校长,楷书为馆阁体,行草也学《十七帖》,习惯写日记,但应酬太多,在书法上未能深入,下野后与章梫、沈增植常交集,政治影响较大,在书法上,俩人师法最相近,但徐书刻露而妄生圭角、章梫书法格调更胜一筹。
沈增植(1850-1922),字子培,号乙盫,浙江嘉兴人。1880年(光绪六年)进士,授刑部主事、兼总理衙门章京,官至安徽布政使。博学多闻,学贯中西,以“硕学通儒”蜚振中外。
沈增植年长章梫十一岁,章梫的性格是喜欢主动结交朋友的人,而且养成了学习型的习惯,正如他评价章祖荫“凡学一业,必深造有得而后快”也适合自己。两人的频繁交游主要在民国后1913年章梫避居上海时直至,同为遗老圈、与刘承干“淞社”聚会。沈增植、章一山、王国维、刘承干四人可谓性格相合、志趣相投。从徐全胜的《沈增植年谱长编》看,章梫与沈增植自1912年结识至1922年沈增植去世,这四年里经常一起聚餐、吟诗、作文,读碑、看帖、等雅集。
“民国元年壬子(1912)沈增植六十三岁
十二月十九日l(月25日)晤王闿运,至静安寺雅集。章一山亦在。缪荃孙《艺风老人日记》:晴。翰怡招饮,子培、一山、子姓、益斋、口塘、醉愚同席[1]
十二月六日(1914年1月1日)赴刘承干招饮,缪荃孙、章梫、杨锤羲、孙德谦、褚德彝等在座。
民国三年甲寅(1914)(5月4日)章梫赴青岛,应尊孔文社编辑之聘,公有诗送行。参见《海日楼诗注》卷六《送章一山编修移居青岛》四首、《和一山韵》、《一山过谈》、《和答章一山编修》《和一山雁诗并呈治重》二首
民国四年乙卯(1915)九月章梫自青岛来沪,带吴郁生重摹《壬戌雅集图》属公题。叶昌炽《缘督庐日记抄》九月五日(10月1日):章一山太史梫,今之谢皋羽也,奔走海上,自青岛来,为钝斋带至一缄,以两图属题。先送至壬戌雅集图卷,其一曰学佛图,留乙庵史处,尚未题也。[2]
民国五年丙辰(1916)三月二十二日(4月24日)公招王国维谈,章梫在座。
十二月十一日(l月4日)约同人宴集,郑孝胥、升允、章梫、王叔用、姚文藻在座。《郑孝胥日记》:沈子培约夜饭,座中为吉甫、一山、叔用、赋秋。
《一山录示近诗和其一章》、《书一山册子》三首、[3]
四月十二日(6月1日)升允、郑孝胥、王仁东、章梫来。《郑孝胥日记》1665页:与吉甫同过子培,遇旭庄、章一山皆在座。叶昌炽《缘督庐日记抄》五月二十 九日(7月17日)云:“午后,心葵、仲侯同时而至,始知复辟大举,已如石火电光,一瞥即逝。皇上行遥于外,圣人伐檀削迹,不知所往。张绍轩蛰居荷兰使馆,党人求之甚急。又闻师傅有殉者。呜呼,节庵死矣。但未知乙庵何如,一山诸君何如耳。”
九月二十六日(11月10日)公宴请内藤湖南,章授、陶葆廉、张美诩、王国维、叶昌炽等在座。《求恕斋日记》:晴。午后四时至沈子培处,应其招陪内藤湖南。至则章一山、陶拙存、张让三、王静安已在。待良久,至五时半,内藤湖南及稻叶秀山来,六时半始入席。[4]
六月十八日(7月25日)李逸静夫人七十寿辰。
八月二十三日(9月27日)王国维来谈。《王国维致罗振玉札》八月二十四日(9月28日):昨日,乙老言及一山竟为素相向姬君募得五百元,未知信否?近日又致函刘承干,拟公电致梁鼎芬问疾。《求恕斋友朋书札·沈曾植(第八函)》:久未晤为念。昨得一山书,节厂病仍未愈。一山走别,再三属致意阁下。
《郑孝胥日记》1783页四月二十四日(5月23日):叔用、一山来。一山言,哈同将以新闸路一区借与沈子培居之,不取直。
闰七月三十日(9月23日)招同人宴集,郑孝胥、章梫、刘廷深、吴郁生、朱祖谋、王乃征、李瑞清、胡嗣媛在座。
九月作《章一山文集后序》《和一山元日韵》、《寄一山》见《文献》1991年第1期。末署“长水寐叟识,时宣统己未九月
十一月二十六日(l月16日)刘承干来,未值。《求恕斋日记》略云:旁晚,王君九、章一山来谈。出至子培、蔚若、静庵、芷晴、子林
十月三日(11月12日)郑孝胥、章梫来。《郑孝胥日记》:过子培视旺甘卿,不遇,坐中晤一山、积徐、叔用、健之。
十月六日(11月15日)同人宴集于公寓所, 郑孝胥、刘体乾、徐乃昌、康有为、章梫、王国维、刘承干、杨踵羲在座。
十月十日(11月19日)逸社第六集。
十二月十四日(l月22日)同人集公寓所作一元会。《郑孝青日记》1855页:
于子培宅中作一元会,凡十四人,并补祝章一山六十岁。[5]
八月一日(9月2日)公祭劳乃宣。《求恕斋日记》略云:公祭劳玉初乃宣。阴。上午,九时起身。阅报。属醉愚先至报本堂布置一切。虽知单上八人具名:邹嘉来、沈子培、徐积徐、杨芷晴、章一山、陶拙存、本生父亲及予,而一切事均由我承办,共费用四十二元,亦由予付讫。
民国十一年壬戌(1922)七十三岁。正月六日(2月2日)罗振玉致函于公。《罗振玉致王国维札》略云:有致乙丈及一山兄书,敬求代交[6]
二月。章浸抄寄升允札与公。《照钞吉甫相国答章一山信》(上图藏):两书皆奉到,知尊恙已大愈,慰甚。和诗奖誉太过,愧不敢当。来札似摹《书谱》点画,使转皆得其神理,大佳大佳。
三月二十五日(4月21日)同人公宴陈宝深。《求恕斋日记》略云:陈张庵名宝深,阂县人。同治戊辰翰林。现为皇上总师傅。昨日自福建来,明日即须北上也。到者为沈子培、章一山、张菊生等共三席。散后,与子培、子异、菊生、拔可小谈片时,三时后返家小憩。
十月三日(11月21日)公于凌晨三时病逝。
《郑孝青日记》十月十三日(12月1日):“皇上大婚吉日。”十月十五日(12
月3日):“午后,王聘三、陈容民、宋澄之、章一山、王雪澄、杨子勤、余尧街、
吴宽仲来,行大婚庆贺礼。”[7]
沈曾植是晚清书法变革思潮中以碑帖兼取的书学观最具代表性的有识之士。早精帖学,得笔于包世臣。后由帖入碑,碑、帖并治,熔汉隶、北碑、章草为一炉,以草书著称。在上海沈增植在生活和艺术上对章梫帮助很多,除了书法外,同为同光诗体诗人的交流,对章梫诗歌与书法艺术上的提高起了很大的作用。如下面两幅碑味诗稿,就是呈沈增植教正。
[1] 缪荃孙《艺风老人日记》2662
[2] 叶昌炽《缘督庐日记抄》卷十六
[3] 《郑孝胥日记》1640页
[4] 刘承干《求恕斋日记》
[5] 《郑孝胥日记》1783页
[6] 《罗振玉王国维往来书信》北京:东方出版社2000.7
[7] 徐全胜《沈增植年谱长编》上海2004
[8] 沈增植《沈曾植集校注》,钱仲联校注,北京: 中华书局,2001 年
溥心畬(1896-1963),号西山逸士,原名爱新觉罗·溥儒,为溥仪的堂兄。章一山非常敬爱旧王孙的品性和才学,称赞溥儒诗、文、书、画堪称四绝。两人惺惺相惜可以说相见恨晚,而成忘年之交。章一山和溥心畬在京时交往频繁,诗词唱和,《溥儒集》计有30余首。溥儒书法宗二王帖学,两人书画时有合作留世,溥儒画画一山题诗。章梫离开北京后书信不曾断绝,取下列数首以记。
“1.贈章一山太史
臣甫心悲杜宇前,卜居無處問筳篿。滄溟卧聽魚龍夜,邊塞孤征鳥鼠天。
射策曾經元鼎日,去官忽际永嘉年。白頭庾信空萧瑟,泣涕逢人说北遷。
2.寄章一山左丞移居貢院
近聞章太史,移宅傍龍門。獨抱蘇卿節,能酬漢主恩。
關心驚鼓角,愁眼望乾坤。憶话桓靈事,绨袍滿泪痕。
3.喜章一山左丞至
兵伐苦未息,少别亦霑衣。江漢沙犹涨,邊城雨尚稀。
夢隨孤月落,心逐斷雲飞。霜鬓多如此,何堪赋式微。
4.答章一山
荒園何所有,霜葉在寒枝。已歎山河改,還驚節序移。
秋蟬停岸柳,晚鵲聚空池。昔别春芳歇,凋残君不知。
5.題墨赠章一山左丞 (墨琴形,銘曰玉鳳凰)
亂世無家似范滂,孤臣相憶鬢如霜。
白雲嶺上何堪贈,衹寄琴心玉鳳凰。
6.忆章一山左丞
河決连涇渭,谁知清浊分。江南空作赋,地下岂修文,
白发仍为客,丹心独举君,魂飞辽海月,应傍九边雲。”[1]
此外与末代皇帝溥仪亦有交游。1930年,章梫七十岁还赴天津“朝觐”末代皇帝溥仪。时,溥仪手书“独抱冬心”做成匾额贺一山寿。 由此人们以“末世冬心”誉之。
章梫常用印有:言炳丹青、学部左丞、独抱冬心、甲辰翰林、臣章梫印等。
远离动荡的社会变革,民国后的章梫致力于书法,然迫于生计,又不得不经历“卖文鬻字”之过程。即便如此,乃不忘初心,以公益向善为重,期间多有善举。与其交游者亦为志趣相投者,以此了结自己的书法心路轨迹。
深受儒家思想熏染的章一山,七年从幕,足迹遍及二十二行省,非常了解百姓的疾苦,后经离乱,转徙京沪,避地崂山,琐尾流离,拥书自给,艰苦万状,却处之怡然。虽已无力兴邦治国,但学以致用、提出了“大力推广卖文鬻字生业的口号,积少成多逐渐度过余年,不奢望于诸位同学的帮助。”这种积极入世的思想,并说到做到。彰显名家章一山优良品德的是他美好、善良,为民、济世的善举。章梫确实做到了。
章梫积极劝人学习书法“枪炮善用之则卫人,不善用之则杀人;书画善用之,可以致太平,不善用之,亦足以怡情养性;断不至于丧身之家。”[1]在写给辅光仁兄大人的书法中层“世上第一好事莫如救难”这都见证了章梫有一颗善良的心。1929年,台州六县发生水灾。章一山倡议建立“台灾急赈会”用鬻书所得款项并筹集救济款、物6万多银元,竭力帮助家乡百姓度过难关。1939年,天津水灾,百姓住房倒塌严重。79岁的章一山,运用自己在天津的声望,鬻书和向富有人家募捐来赈灾;同年,他又和金息侯、陈一甫等人发起,联合同德医院创办了“天津保婴会”,专门收养弃婴。
章一山与台州的同乡进士交往密切,如与王棻、喻长霖、王舟瑶、朱劼成、章祖荫等,志同道合,热心支持家乡建设,为家乡人民谋福祉之外,章一山并资助和力荐乡人章亮元、包子聪、祁文豹和章思再等进入南京陆师学堂深造,开启海游乡人外出求学创业的风气之先河。
王棻 ,字子庄,为清同治六年(1866)举人。后因两次应试不第,遂一意讲学著述,纂有《台学统》100卷,编录台州晋代至清代名人337人;其《柔桥文钞》总结了自己一生的学术思想。执掌九峰书院十余年,章梫、喻长霖、王舟瑶、曾从游学。王棻所编的志书,成为清代方志的佳构,对台州文化影响深远。章梫在会试硃卷履历中自称门生,《一山文存》卷七有《复王子庄先生》一文,对《台学统》倍加称赞。
喻长霖 (1857-1940),字志韶,少时九峰书院学习,夜读经史,日习小楷。1895年 (光绪二十一年)为榜眼,任授翰林院编修,国史馆协修,武英殿和功臣馆纂修。后任译学馆教习。光緖十八年,两人即以拔贡生身份参与家乡《台州府志》、《宁海县志》的编纂,光绪二十二年,喻长霖为宁海筹款,围筑六敖里塘(今三门称榜眼塘),宣统元年(1909),与章梫同为实录馆纂修。“辛亥之变,同坐危城百日,筹挽救之术,论出处之义,风鹤交警,相对凄然。”[1]晚年与章梫同寓上海卖文鬻字,为《一山文存》作序,书法四体具佳。享年84岁。章梫曾与章祖荫邀喻长霖游海游广润寺,有《偕志韶前辈暨家广轩诸君子游广润寺》一诗留存:
古刹荒坰几劫尘,吾曹都是佛前身。百年人海兴亡感,一饭禅房来去因。
好护瓣香留净土,未容卜冢玷遗臣。儒家志事同胞与,不止风生祗春树.
海角寒潮落日黄,
故交千里半存亡。
经儒绝续周秦际,
壮士销沉燕赵乡。
戴笠几人作遗老?
抱书留我放清狂。
与君莫说沧桑事,
万八天台胜首阳。[1]
朱劼成(1880—1956)名文劭,台州黄岩人,是章梫同年同乡进士,被选派日本法政大学留学,回国后出任刑部贵州司主事、广西提法使等,为政清廉。任金陵道尹时,批地创办南京鼓楼幼儿园。与章梫书信交往也多,写信建议修建雨花台方正学祠。 1926年赵平复(柔石)主事筹建宁海中学,章梫写信为争取资金,文劭批拨银洋500元相助。解放后,因给沈钧儒信封的书法娟秀,被推选为人民政协第一届特邀代表。
章祖荫(1859-1934),谱名必溥,字广轩,大章梫两岁,《一山文存》有家四君传记之:“予年十有六出,就蒋咀華先生读,为与君同学之始,同学于府城之东湖书院者二年,又同学于省会之崇文书院者二年。”任海游学堂校长。后章梫《浙江通志馆》主其事时聘章祖荫、王国维为编辑,两人一生情谊。章梫有诗《酬家广轩明经》:
海内知已剩几人,吾家颜子老恂恂。青灯共苦童时味,白发相看乱里身。
盘谷耕渔唐处士,月泉酬唱宋遗民。年来经席推都讲,弟子尽为垫角巾。[1]
章梫去青岛时章祖荫赠五诗有句可知其功力深矣:
“春归南浦人俱远,天已西倾事可知。白日余生双短鬓,青山到处一疲驴。”[2]
章亮元(1876—1959),字静轩,台州海游人,毕业于江南陆师、日本士官学校。民国后,潜心实业,是南通张謇的得力助手。1912年接受孙中山先生聘任,任南京临时政府高等顾问,并提出开发三门湾事宜,写入《建国方略》。亮元受章梫影响书法宗孙过庭《书谱》,其草书,纯熟遒劲。1948年章梫住勾山里章亮元家以颐养天年、才有了杭城有名的“勾山雅集”,就是祝余绍宋寿并宴请章梫和黄宾虹来杭定居的原浙江通志社同仁的雅集聚会。
章梫凡学一业,深造有得而后快,“弟前年因书箱捆搏无可看而作草,书法嗣以前有妨看书不克多习,始知从前所书之恶俗,自以为好者,目不名也,”这是章梫从沈增植游后书艺大进后,给黄岩的王玖伯信中的话。可见章梫草书更上层楼。近年拍卖发现章梫有许多与但是名人名家合作的作品,如吴昌硕、溥心畬、齐白石、王一亭、等合作的书画成扇,还有他的四进士四条屏。通过以下这幅同为哲夫先生写的四进士四条屏也可以看出,文人还是喜欢帖系的文气但又各自面貌不同,并非清末书法完全笼罩在碑学理论体系之下。显然,章梫的书法创作道路更加明确,创作多了几分自信。
刘春霖(1872—1944)字润琴,肃宁县人,与章梫同年进士,为甲辰科状元,亦是历史上中国最后一名状元。曾经两次代表徐世昌在曲阜主持祭孔典礼,社会影响很大。1928年辞官以诗书自娱。日本侵华时,退隐民间,以卖文鬻字为生。1944年因心脏病突发与世长辞,时年73岁。刘春霖善书法,尤以小楷为著。笔力清秀刚劲,深得世人推崇。有《兰亭序》、《大唐三藏圣教序》小楷字帖出版。居住天津时,与儒林好友、同年进士章梫、金息侯、王守恂、赵元礼以及城南诗社诸社友,多有诗酒之会,书画雅集、吟诗唱和,为三津诗坛书事增添无限韵事。章梫好友犹太富翁哈同去世,特聘请刘春霖为点主官、撰写行状,而轰动上海滩。
谭延闿。 (1880-1930),字祖安,祖籍湖南茶陵人,生于浙江杭州。1904年开封会试名列第一,填补了湖南有清两百年无会元的空白。授翰林编修,支持和积极推行立宪。后任国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主席、国民政府主席、行政院长等职。有弟谭泽闿,二人书法专攻颜体,泽闿更伟劲开展,时称颜体巨擘两兄弟。谭泽闿是清代钱沣后又一个写颜真卿的大家,一直以鬻字为生、以书为乐,始终以低润例出售,一时销量很大,为艺林界推重。“南京国民政府”牌匾、“文汇报”的报头为其说书。与金息侯、章梫交游。
高时显(1878-1952),字欣木,斋名梅王阁,杭州人。与章梫同年进士,曾任内阁中书、参与中华书局筹创,后为常务董事兼美术部主任。以书画名重一时。篆刻上追秦汉,下逮宋元,书法以隶书为时人所称誉,把礼器碑写的如婉约派词家一样清俊婉丽。藏书多为国内罕见版本,章梫曾向他借《遗教经帖》和《晴山堂帖》,并写信建议出版孙过庭《书谱》,认为从日本回者莫不习草,销路必旺。两人时有读碑看帖等书艺交流。欣木因为画家,其章法、布白非常讲究。下图《高论小窗联》款字高低适宜。不会出现左款一味低下而整体失衡的毛病。上图谭泽闿的颜味中堂整幅满构图而缺少留白,应是不懂画画的原因。章梫与交在此也受益不少。
高振霄(1876—1956)字云麓,。浙江鄞县人。是章梫的同年进士。入翰林,官编修。辛亥革命后住上海,教书育人馀暇也鬻书卖画。与章梫、溥儒交好,常有书信往来,两人同病相怜章梫称:“公自是铁汉然必饿不死,吾辈要称双料难民,绝处自能逢生”[1]民国后为上海文史馆馆员,人称新旧社会皆入翰林。高振霄行书,以清雅瘦劲胜,章法平中见奇,用笔清劲,使转顿挫均见功力,深的帖学韵味。
严 复(1854.1.8.-1921.10.27.),原名宗光,字又陵、几道,福建福州人。为我国近代翻译家和教育家、启蒙思想家,提倡全民素质教育。康有为称严复为精通西学第一人。严复书法艺术造诣颇高,不以书法名世。从这幅给一山的回信可看出其帖学的功力,也是取法二王、习《兰亭》融汇晋唐,别有一番风韵。袁克文与“一山书例”
袁克文,字豹岑,别署寒云,1890年出生于朝鲜。为袁世凯的次子,有称“民国四公子”之一。袁克文熟读四书五经,又称“袁门子建”。精通书画,热衷收藏。生活放浪不羁,喜爱戏曲,入青帮,并在津、沪广收门徒,书法不计工拙。真名士自风流。日散千金,无钱就卖字。章梫居天津时,就因精于草书,而誉满津门,订有“一山书例”:匾额每字8元,屏条四尺以内7元,册页、扇面7元不等。其价与袁克文相当,也说明章梫对书法的自信,天津人对他的书法认可度也确实很高。这为章梫在天津的大力发展卖文鬻字事业打下良好的基础。
齐白石。章梫与齐白石的交集,应在北京时,余绍宋、陈师曾1915年成立有宣南画社。又有师辈徐世昌创建的北京艺术篆刻学校,齐白石也在其中,一段时间儿子章以吴(周恩来南开大学的同学、朱启钤的女婿)在北京租了房子让父亲住, 还有忘年交溥心畬的松风画会。与章梫这把合作的扇面,主人肇如先生已不可考了。
齐白石应该比章梫少2岁,但这把扇子看两人是同年。胡适发现:《白石自状略》为什么要将自己的年龄说大两岁呢?原来在1937年丁丑,齐白石在七十五岁时,题画为年七十七”,这是由于“长沙舒贻上(之鎏)半仙给白石算命,说美中不足是这一年正是脱丙运交辰运关键。过去算命的,往往对恶运都会“讳言”,所谓“美中不足”,可能是恶运,白石老人就用这个“瞒天过海”大法,把自己不好的流年跳过去。所以在这把扇子上自题“八十五岁白石”,齐白石与章梫同年了。
综观章一山的心路历程,他深受儒家思想的熏染,积极入世,读好书做好官,学以致用,兴邦治国,以建功立业为国家为百姓谋福祉为第一要义。坚持书法日课、寒暑不缀。一手好书法,一方面是做官的一张名片,另外就是修心养性而已。从现有的资料来看,章梫50岁之前,基本上没有手稿和书法作品保留下来。最早的作品应是为天台山齐氏撰的颜体楷书屏,后以与金息侯的书信为最多。书体以行草为主,楷书不多见,篆隶作品至今没有发现。
一 篆隶筑基,性喜行草
二 仕途需要,苦练馆阁
由于进士、翰林考试对馆阁体的要求非常高,章梫必须补习和花大力气去研习“馆阁体”,由于其篆隶功夫不弱,对于聪颖的章梫来说,在较短的时间里攻克馆阁体并不是难事。章梫顺利地通过了殿试一关,并如其所愿而得到翰林一职。曾在一收藏家手中见到章梫为天台山齐氏后人所撰的八尺寿屏。落款为“翰翰林院检讨记名提学使海游章梫顿首拜撰”。虽未署“章梫并书”,但以其精神气质和扎实的楷书功底,当今书家中无几人能有此功力,或许就是章梫这一时期的馆阁体。寿屏的年款是“宣统三年,岁在重光大渊律中太簇之月”。这恰是1910年的正月,已是章梫考取进士并任职翰林院检讨的第六年。
三 与心相印,唯我帖学
从章梫写给金息侯书信记载:自己藏有西安府学名碑拔萃数十种,石印珂罗版数十种,求购宋元明大家或明清所刻汇帖,草书帖最要紧,不论精粗美恶、全与不全廉价购之。章梫曾在写给中华书局高时显(欣木)的信中讲到,借阅徐霞客家族刻帖《晴山堂帖》、和建议印制孙过庭《书谱》,说明章梫对《书谱》的心仪。章梫书学的终极选择还是草书,不但主要临习十七帖、书谱,也在留意唐宋元明清帖学的传承。这使章梫当遗老前的一段时间的书风确是非常流美,时现董其昌和王雅宜小行书的影子。这期间书法个性特征不明显。
四 卖文鬻字,碑帖融合
民国后,迫于生计在京津沪卖文鬻字。由于民众的需求和新展示空间的出现,对联、中堂、屏条形式的书法作品,需求日广。以尺牍小字行草书,来写大字已不适应,又不喜明末清初时的王铎、傅山、徐渭等一味连绵缠绕的大草,章梫敏锐地意识到只有通过篆隶和北碑来强其骨。
成为遗老的章梫避上海后,加入淞社与康有为、沈增植、吴昌硕等交好,亦为碑学流风所影响。搜集南北碑帖,互相交流、观摩、作诗、题跋,是当时社团的一种生活方式。我们看到的这张拓片,就是溥心畬的藏石并亲自手拓赠章一山的。
五 取我所需,为我所用
在晚清的书法变革思潮中,康有为的碑学思想就是一个“变”字,而沈曾植碑帖兼取的书学观和创作实践深为为章梫赞赏。在与沈曾植的频繁交往中,或许是沈增植浓烈的碑学气质,章一山的书法在民国之后就出现了明显的变化,沈增植书法实践是以二王的行书熔铸《爨龙颜碑》和《爨宝子碑》隶碑法走出来的,以笔师刀,因此峻利而腾挪翻转,在用笔上打通了碑帖的壁垒,这可是一个创举。因而章梫书风一度向沈靠拢,在所难免。但又不全像,其作品始终保留着自己的帖学追求在里面,并没有完全从外形上走沈曾植的路子,而是取其神,反其道而行之,融碑入帖,以帖入碑,也就是启功先生说的透过刀锋看笔锋。从今天的书法学习来看,这应是一种正确的、积极的书法学习方法。在我们不断临习的过程中要始终要保留自己原有的与心相应的东西。也就是说临帖七分像就够了,那三分可能就是你的个性,千万不要给丢掉。不然就会像小熊掰玉米的故事,最后什么也没有得到。
章梫学碑的目的就是强其骨,能把字写大,以适应展览和楹匾、中堂、条屏的实用的需要。个人风格要与众不同的追求在晚清已成为共识。就是是自成一体。民国时期无论篆书、隶书、北碑书法各呈风姿,要想在碑学系统中独树一帜,沈增植可说是老有所成,但并非易事。碑帖融合也是今后书法发展到方向,一幅作品可以是碑帖并置,可以是时碑时帖、不碑不帖,主要是如何浑然一体。
从书法本体而言,碑体强调的是金石味,对章梫的个性似有不逮,行草书对于有人文情怀的他则更能抒心写意,一介文士章梫也更容易在帖学中走出一条有意味的新路。在临海市博物馆收藏的这幅“九章积微、五行消息;百氏华采、七略芬菲。”五尺对联,可以看出,这幅作品充盈着篆籀、汉隶的气息并明显掺入了《张猛龙碑》的结体,因而显得厚重且朴茂生姿,在今天看起来还是还是一幅非常成功的作品。但是章一山没有从这条路走下去,而转回帖学的修炼,不管如何,章一山总归还是变了。我们可在章梫的不少信札中,可以看到了书法线质的变化,从流美开始走向质朴、凝重。结体上也从单一的时间流动并兼有空间体势的变化。
上图浙江图书馆藏的方逊志题跋,时碑时帖浑然自若,随意流出。大致能够体现出章梫书法碑帖融合的变化。
六 草书可识,晋唐情结
根据朱春城先生记载,当年沙孟海先生在看过章一山的《崇陵补树图记》后曾说:“千年来写孙过庭,只有章先生最为典型。”[1]现在再看《崇陵补树图记》以及抄写书谱的作品,虽然结体形式与一些用笔与孙过庭《书谱》有相似之处,但已具章梫的自我特色。这种以写我心、“六经注我”的学习方法,乃为章梫书法弘扬自我的行之有效途径。
七 羲之若龙,北海如象
晚年的章梫,人书俱老。学孙过庭、学李北海,更多的则是遗形得意。其书法的基本体格隐约能看到一些孙过庭、贺知章、李北海、王雅宜的影子,已经不仅仅是晋人尺牍了,其中篆隶和北碑均已化为内力。我们可以看到一种矫健生动有不失沉着痛快的书法意趣。这幅八言对联“天女散花仙人啸树,游鸿戏海老鹤博云”,是沙孟海先生一直悬挂在自己书房中,后捐给了浙江省博物馆。《新唐书·孙思邈傳》有言:“胆欲大而心欲小,智欲圆而行欲方”,唐人书法胆力大者莫如李邕,其书体势腾宕、淋漓舒展,人称北海如象。章一山却能把二王、孙过庭字体结构中的奇谲而雅正与李北海的体势腾宕变化有机地融入到自己的风格中,这实由读破万卷书而来。
历史上许多成功的书家似乎都有这样的经历,那就是到他们书法创作的成熟期后,往往不可避免的会喜欢起李北海来。苏东坡、赵子昂、董其昌有这样的经历,甚至何绍基、林散之、沙孟海也如此。这种挥洒的过瘾即是在书写过程中得到的一种笔酣墨畅的心灵享受。
晚年的章一山已是行方智圆,欣赏此时他的书法,十七帖、李北海、孙过庭、已通融無滞,恰如珠玉随意流溢,笔笔见古人,似乎已经步入了书法的自由王国。
一 章梫与沈增植的比较
沈曾植是晚清书法变革思潮中以碑帖兼取的书学观,早年学帖,受包世臣碑学思想及笔法的影响。由开始学帖到学碑,再碑帖并治,熔汉隶、魏碑、章草为一炉。以笔师刀,用笔峻利而腾挪翻转,这是沈增植的特色。其临十七帖,用六经注我的方法,也就是以自己的基调为主吸收十七帖的精神为我所用,这样的临帖已经是不像原帖了。沈增植的书法作品时碑时帖、不碑不帖而浑然自若,是草书的一个划时代的创新,上面已介绍章梫与沈增植的交游与亦师亦友的关系在上海时时有请教,章梫耳濡目染无不受益。
但最后章梫总觉得北碑,斧凿痕太重,与己个性不合,就采取了与沈增植不同的落脚点,同样是六经注我,而是碑化无形融于帖,形成自己独特的帖学风貌,以帖胜出。
章梫与沈增植可以说是民国草书的两座高峰。
沈增植一脉由弟子王蘧常承传。
章梫有擅写章草一说。但没有真正的章草作品流传。近年拍卖中出现他与溥儒的12屏合作,诗堂上他抄的是12个月的月仪帖。
沈曾植的弟子王蘧常以独具一格的章草名世。用篆籕笔意来写章草,畅处如溶液流溢,非常高古。仔细分析,应该得益于钟鼎文、楼兰简帛、造像碑额、石门颂,草势连绵处因受明代倪元璐、王铎、傅山的影响。
王蘧常的父亲与沈增植、章梫交好(浙江通志馆同仁),后来海游拟建章一山纪念馆时才有王籧常集沈增植的海日书楼与章梫龙山讲树为联的一段佳话:
“海日书楼初听高论,龙山讲树喜发新枝”。
郑孝胥曾从李鸿章幕,受李练习《圣教序》的影响,也加强了对二王书法的学习,七年又从幕张之洞,书也跟着学苏东坡,又受翁同龢的启发,舍弃了苏书的肥厚,“瘦长”的体势源于张裕钊。后加入黄庭坚的折笔形成了硬朗而露锋芒的独特面貌。因与沈增植的交游,章梫也时而交集,郑孝胥有“作书莫作草,怀素尤为厉”的思想,基本上否定学习今草,其书法虽气足,但骨太露,信笔太多、习气偏重,确实书如其人。章梫书勃郁含忍,精气内聚、气脉贯通。郑孝胥不如也。
二 章梫与于右任的比较
于右任比章梫小17岁,书法自章草北碑化出,追求恬淡简古的趣味,气格不俗,但苍健处还不能雄浑,章梫的碑体行书确是静逸而凝练格调更胜一筹,由于这一风格没有继续强化,而转向了孙过庭草书。于右任的草书是学怀素小草千字文,推行 “标准草书”,影响很大,但不尽人意,其贡献还不如其碑体行书。两人都推崇王世镗的《章草稿诀》,所谓英雄所见略同。
弘一(1880-1942),原名李叔同。精通诗词、音乐、戏剧、书法、绘画和篆刻,后削发为僧诸艺尽弃,独留书法,而成为中国近现代佛教南山律宗的复兴者。弘一法师书法从也北碑化出,通过与章梫的书法比较对后世尤其是今天却有着极大的启发意义。
1.章梫民国前与弘一出家前的书法比较
他们早期书法都以帖学为主,书法流美婉畅,右边的作品是弘一1918年致刘质平的书信 ,是弘一入山剃度前的作品,以帖学为主,书法流美与婉畅,由于弘一接受西方绘画的熏陶,墨色、留白、章法非常讲究,用笔精到、挥洒自如。其作品空间意识非常强,在形式上更具现代性。
两件都是书信,左边的章梫有点老套,心绪随意流出,也是变化有致,留白也自如合理,是不经意而为之。相比之下弘一着意更多,水平不分上下。
2.民国后的章梫与刚出家的弘一
3.两人晚期的碑帖融合
晚年的章一山以儒家学以致用,入世的态度,以为书法秀古由心地光明,学识纯正而发,写孙过庭而追求二王的是志气平和,不激不厉而风规自远的境界,已达到人书俱老的境地。弘一大师晚年得力于张猛龙又深究佛学律宗,佛力加持精严和淡,已脱尽繁华而暗结珠胎。最浅近和最容易理解的地方,就是一个“静”字了得。
两人三个时期既有相似之处,但由于儒家的入世与佛家的出世所造成心境的不同。从境界的高低论,弘一比章梫更静,在律宗、佛力的加持下一味恬静而超逸绝尘。章梫晚年虽已达化境,但由于所看到的二王书法帖终究都是刻帖,所以还是没有花尽这股枣木气。但两人已经开启了民国帖学的先风,在中国书法史上为今天的帖学的兴盛起到承接与传递的作用。
章梫并无专门的书学专论,其书学思想主要散见与《一山文存》书稿中,其次是散见于一些作品尺椟和题跋作品。还有就是在行为上,从他喜好收藏碑帖的趣向上解读一些书学思想。
一 书学背景
章梫出生于1861年,鬻书于民国。正值晚清碑学兴起,阮元的《南北书派论》、《北碑南帖论》开其先声,康有为《广艺舟双楫》鼓吹:因金石考据学的兴起,趁着帖学之大坏,碑学自当兴起;杨子云:“能观千剑,而后能剑”引发众多文人走访山川,搜寻石刻碑铭,使帖学地位大受冲击。时局动荡的中国,各种思想潮涌、交替、碰撞,书学也呈现出多元的文化景象,帖学并未消亡。如晚清帖学的书论难得有:周星莲的《临池管见》、朱和羹的《临池心解》不乏真知灼见。另虽无重刻官帖《淳化阁帖》,但有财力的收藏家的参与私人刻帖众多。书法创作特点有以下几方面:一为“效法金文、汉碑,使隶书、篆书创作到达空前的鼎盛”;二是“师法唐碑,以碑眼看贴来研习欧、颜、柳式的传统楷书和行草书,并取得新的发展”;第三“崇尚北朝碑版,建立了以高古质朴为尚的书法审美观,在形式表现上创立了新的范型”;最后“碑帖融合,或立足于碑学,对帖学加以重新审视。或立足于帖学,对碑学加以改造,碑帖相融,使纯粹意义上的碑学书风得到拓展,行草书初现新风格”。
从章梫遗存的历代碑帖看,有碑贴四大箱,及西安《碑林》全套拓片五十余包,从其与金息侯、中华书局高时显的书信中看到他收购历代草书帖、关注明徐霞客家族的《晴山堂帖》。也对明人师法二王书法也有所研究如文征明、王宠、董其昌等。还有从他书法作品中抄录的书论、画论看,他对于书法史的脉络是非常清晰的。但对赵孟頫的书法或许是他不想当贰臣的思想作怪,其最主要的是不想走馆阁体的老路。
二 由《一山文存》及书作观其书学思想
章梫由于已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足迹踏遍二十二省的大半部分,在译学馆时所有翻译的日文、和西方的书籍多有研习,古代的书论、画论了如指掌,找到了书法学习的制高点:以王羲之《十七帖》为根本,是孙过庭《书谱》理论的忠实实践者,以及同时代的周星莲《临池管见》和朱和羹《临池心解》的帖学书论的印证,更加坚定了自己的书学道路。章梫自己学书虽无专论,但已了然于胸,在他平时书写诗词、书信、和抄录古代书论画论等作品中时而闪耀着真知灼见。
1.追求高古,不染时态
追求含忍高古,学篆隶汉魏以强其体骨。这也是俞樾一门,阮元思想沿袭乾嘉金石考据派,崇尚篆隶书风的传承。篆隶、碑学的好处就是能学到线条中实,有筋骨。但光有筋骨是不够的,需要辅以“血脉、皮肉、神韵、脂泽、气息,数者缺一不可”[1]。这章梫通过自己的书法实践是有体会的。
不染时态,也就是康有为所说的“变”,这也是当时整个社会,特别是章梫这些改良主义者的求变求强的政治思想在书法艺术上的反映。在书法史上正如米海岳所说的不做奴书,但古人作书遗貌取神,今人作书貌合神离。
章梫给金息侯的这封回信中,章梫对金息侯所题篆书的评价:“公题篆劲秀,神与古会,无一毫时态留于笔端”,也反映了章梫自己的书学追求。章梫所处的时态,是大家都在追求金石味而而取其形来表现其斧凿痕,有些人甚至破坏书法的书写性,用故意颤抖的方法来追求金石味,这为章梫所不喜。
2.重视学养、书以人传
朱和羹《临池心解》有言:“书学不过一技耳,立品是第一关头···慕其人,益重其书,书人遂並不朽于千古”。[2]
“书法秀古由心地光明,学识纯正而发”这是1922年,章梫62岁时,写给王舟瑶的一封长信中对王玖伯书法的高度评价和对同乡好友身体状况的关切。
王羲之《十七帖》可以说是今草的典范,古人对《十七帖》评价很高,梁武帝评王羲之书:“龙跃天门,虎卧凤阙”,宋黄伯思认为,《十七帖》是“逸少书中龙也”。从下扇面一图我们可以看到章梫抄录黄伯思《东观余论》论书八篇示苏显道二则,说明章梫对此是深深认同的。《十七帖》的中和典雅, 不激不厉是草书学习的必由之路和必临之帖。章梫认为《十七帖》最符合自己的个性和审美理想,是自己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宝库,很多书家如苏轼、赵子昂、康里子山、董玄宰、王觉斯、沈增植等都在《十七帖》上下过功夫。可以不为法缚,也不求法脱。通过修炼能把情感从自己胸中自然流出。其造型活泼,变化多端,气息冲和,刚柔相济,为草书学习者掌握书写规律构建了书写秩序大有帮助。
4.《书谱》理论的实践者、不激不厉而风规自远
可以说是《书谱》理论的忠实实践者和推广者,从建议中华书局高时显用网目版印《书谱》,到常以《书谱》训示于人。与朋侪交谈无论得意时或失意时都劝人从善、劝人写字,经常如此。
当时沈增植以及溥心畬的老丈人多罗特氏·升允吉甫称章一山“来札似摹《书谱》点画,使转皆得神理,大佳、大佳”[1]都证明了章梫学习《书谱》的经历。
5.劝人从善、学书怡情养性
1922年沈增植去世后,无论是给王舟瑶的书信中:“沈增植这位精神领袖刚去世,近二年连丧多位兄弟,悲伤亦笃,同人为言继之以死亦属无益,嗣乃养以佛理,今体气回复必能长久,公急应照行,不可有病,自致不快反以累人,内外交养,未可中缀,至要至要”。还是香港出版的《中国书法鉴赏大辞典》记载,章梫“常以《书谱》训示于人。与友人交谈不论得意或失意皆劝人写字。尝云:枪炮善用之则卫人,不善用之则杀人;书画善用之,可以致太平,不善用之,亦足以怡情养性;断不至于丧身之家”。[1] 都表现出对佛老思想的关注,经常抄录佛经和道家的长生的故事,以内外交养,颐养天年。
章梫晚年常临习《书谱》和《十七帖》体味常新:上下字之间时有穿插、偶有牵带, 以断为主,形断意连;左右字势若即若离、形态各异、顾盼生情;用笔或方或圆,圆中有方、寓方于圆,无不时时打动着人书俱老的章梫。章梫晚年的书法也确是一日一个境界,所以他也非常向往佛家有来世,道家有李八百。
二 书法影响
1.国内京、津、沪、青岛地区
章梫二十年代末住在在天津时,就因为“一山书例”和精于草书而声誉满津门,他的定价与袁克文(袁世凯二儿子)相当,再加上与金息侯、陈一甫的慈善事业,在天津他的书法认同度确实较高。
在北京时,与末代王孙溥心畬交好、以及与余绍宋、陈师曾等的交游,经常参与西山画社、宣南画社的活动,章梫也有不少作品留在北京。
在上海,为了生计,而大力推广卖文鬻字生业,多次赈灾义卖社会影响很大,并与沈增植、陈夔龙、高振霄、张謇、康有为、张元济、吴昌硕、王一亭、黄宾虹的交游,参加各类社团、已成为民国名士。
1922年沈增植死后,章梫和刘承干改淞社为“中国书画保存会”,有黄宾虹、王一亭、陈师曽、吴待秋等会员有300多人,并创有《国粹月刊》,影响广泛。
1929年,蔡元培、刘海粟筹办的“中华民国第一届全国美展”上海展出,章一山有联屏参展。有日籍画家参加。
在青岛,章梫曾经在德国人卫礼贤“尊孔文教社”任编辑和任教时有大量作品留在青岛或被卫礼贤收藏,笔者曾在青岛博物馆看到一把章梫的扇面。
2. 在日本的影响。
1917年11月10日章梫与刘承干《求恕斋日记》记载:“晴,午后四时,至沈子培处,因其招陪宴内藤湖南。至则章一山、王静安已在,至五时半内藤湖南、稻叶秀山来,六时半始入席。”[1]
章亮元去日本筹集资金时,就带了一批章梫书法到日本,在日本大受欢迎。
以至1901年浙江博物馆举办“章梫诞辰40周年遗作展”后,还有日本友人寻觅而至。
3.东南亚地区及台湾、香港的影响
浙江书协草拟的“章梫诞辰40周年遗作展”前言中也提到:“章一山先生书法,的书名虽在东南亚以及港台一带十分显赫,但国内一直未能展览研究”,
章以銓也是章一山的赞助下走出海游一个的族人,从以下宗谱记录:1920年毕业于江苏南通大学纺织科,同年游学英伦波尔顿工业学校,1925年回国,任中央研究院研究员、总工。章梫在上海常住以銓家,大量作品由于章以銓代表中国纺织企业考察东南亚时带出海外,所以章一山在东南亚影响很大。
4.在杭州的影响
1948年88岁的章梫回到青年时期游学十年的杭州城,“第二天,杭州东南、浙江、正报等各大报,都以整版的篇幅报道他的生平事迹及诗、词、书法等作品,轰动了杭州文教界,时任浙江省政府主席陈仪派人慰问。”[1]也有了与黄宾虹、余绍宋、章亮元、金梁的浙江通志馆同人的“勾山雅集”在杭城颇有影响。
1901年章一山书法展在杭州展出,并举行学术研讨会,沙孟海给予很高的评价“此章一山先生手迹,先生专精吴郡草法,放笔作大字,使转雍容,不失其驰,犹独步一时。”[2]
通过章梫书法心路轨迹的梳理,让我们认识到作为晚清的末代进士之一的章梫,由于宣传和研究的不够,所以难以进入一流的书法名家行列。说实在的,章梫对书法,并非自始至终就以此为人生目标,其最大的人生动力就是圆“宁海无翰林”之梦。在这个原动力的支配下,他奋力投身于科举,终圆梦。在此期间,自然形成深厚的文化素养积淀,而这种文化素养,在特定的社会时期,通过书法的艺术形式外化出来,终成名家,颇有无心插柳之意。通过这个梳理,给人一个完整的章梫形象,期望能为深入研究者抛砖引玉。
从章梫的经历看,圆梦“宁海无翰林”是其人生的主流。因受深厚的儒家文化,不事贰君的政治主张,一直成为他强烈的情怀。书法上因人而不喜赵孟頫,其许多书法作品的钤印多为表达这样的情怀,诸如“御赐·言炳丹青”、“独抱冬心”、“甲辰翰林”、“学部左丞”、“臣章梫印”等。在清末民国初的特殊社会变革时代,始终抱有这样的心态,让人不得不称之为“迂腐”,以此被人贴上“保守”的标签。其书法心路轨迹上也颇有这样的情形,在俞樾门下求学的十数年,不仅积淀了深厚的传统文化基因,而且在书法上深受师长以秦汉为宗的影响,其篆隶功底深厚。但所有的这些,并不是印证其冥顽不化。在书法上乃有许多的变化,为求功名,不得不习馆阁体。后在与主流社会中的进士、翰林以及社会名流的交游中,不时的自觉吸取各自的长处,化为己用。其中由碑入帖,碑帖交融,乃是一个完整的归结。在此受沈增植的影响最大。
在晚清及民国初期,因碑学盛行,大家如流。在这样的氛围下,书法上要独树一帜,实为难事。但章梫做到了。他秉承着“六经注我”的情愫,在草书的行列中走出了一个充满个性的自我。成于1926年作品《崇陵补树图记》,其书法格局不仅颇有晋人书札之风,亦有孙过庭、李北海书法之风。以至于当代书法泰斗沙孟海观作品后,有了极高的赞誉:“千年来写孙过庭,只有章先生最为典型” 。凡是种种,晚年的章梫以其草书享受清末民国初时期的书法荣耀,达到了人书俱老,“随心所欲而不逾距”的艺术境界。
专著
1、章梫.一山文存 民国嘉业堂丛书
2、刘正成.中国书法全集(康、梁、罗、郑卷)[M].北京
3、溥 仪.我的前半生[M].北京:群众出版社,2014.7??
4、陈振濂.民国书法史[M].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2017???
5、崔尔平选编点校.历代书法论文选续编[M].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2007.2
6、浙江省人物志编委.浙江省人物志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5.??
7、张孝若.南通张季直先生传记[M].上海:中华书局,1930.???
8、章梫.康熙政要.北京中央党校出版社1994??
9、沈曾植著,钱仲联校注.沈曾植集校注[ML化京:中华书局,2001.
10、张欣.花落春仍在[M].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2006???
11、吴昌硕.吴昌硕书札[M].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1999.??
12、王朝宾,蒋文光.民国书法[M].郑州:河南美术出版社,1989?
13、刘正成.中国书法鉴赏大辞典[M].北京:大地出版社,1989.
14、王根发《章梫和他的书法艺术》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2010.
15、美国周明之.《清遗老的精神世界》.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09
16、沃丘仲子.近现代名人小传
17、沙孟海书学院.《沙孟海谈艺录》[M].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2016:68.
18、马叙伦《石屋续渖》上海书店80
19、高时显辑校逊志斋集陈子龙、倪元璐序上海中华书局220.
20、鲁迅全集《为了忘却的记念》.
21、喻长霖:《台州府志·序》
22、俞樾.春在堂全书.春在堂诗编
23、吴昌硕.缶庐集.
24、徐世昌.韬养斋日记M.北京:北京出版社.2016
25、胡适.吴适文集1四十自述.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69
26、顾廷龙《清代硃卷集成》甲辰会试章梫硃卷,成文出版社1992年
27、缪荃孙《艺风老人日记》2662
28、叶昌炽《缘督庐日记抄》卷十六
29、郑孝胥《郑孝胥日记》1640页
30、王根发.文人翰墨菁华·章一山太史墨宝.江西美术出版社:2012.32
31、溥儒. 溥儒集上下.杭州: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2015.229
32、邵凡户.三门诗词选注.澳门:人文出版社.1992.204
33、罗振玉《罗振玉王国维往来书信》北京:东方出版社2000.7
34、徐全胜《沈增植年谱长编》上海2004
35、沈增植《沈曾植集校注》,钱仲联校注,北京: 中华书局,2001 年
36、季惟斋《书史》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
学位论文类??
1、宋玫安.郑孝胥书法及书学研究[J].山东大学:硕±学位论文,2015
2、戴家妙.《寐叟题跋》研究[J].中国美术学院:博±学位论文,2013.
3、徐全胜《沈增植年谱长编》上海古籍研究所?:博±学位论文?,2004
期刊类??
1、中国书法.1991.第三期????
2、肖文飞.开古今书法未有之奇境——沈曾植书法评述[J].东方艺术,2009.8
3、欧阳中石.张裕钊书法溯源[J].北京师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985.01
4、庄桂森.清代书法家和颜真卿[J].商丘师范学院学报,2007.23.(1)
5、1948年10月《东南日报·每周画刊》
6、李石生.郑孝胥与沈曾植的交游及书学思想[J].中国书画,2013.10.?
7、章以鼎回忆录《长者风范、赤子之心》
8、章以申回忆录《一山先生事略》
1、草书条幅(吴融《富春》诗一首)发表于《艺术品鉴》期刊发2018年第四期
2、山水画《云深不知处》入展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浙江省群星中国画展(岭南美术出版社出版)2016.11
3、书法作品作为评委作品入展《台州市第四届书法大展作品集》 (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2017.11
4、草书作品《桃源一向绝风尘》入展《浙江省第五届群星视觉艺术大展优秀书法艺术作品集》2017.8
5、书法、山水画作品参加《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生院2017秋季写生作品展》
于2017年12月28日在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生院展出。
6、书法作品参加《时和岁丰——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生院二十四节气主题艺术展》2017.6.10
7、书法、山水画作品参加《初心映雪——2017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生院学生习作展》在中国艺术研究院展厅展出。2017.11.22
8、论文《文化馆艺术辅导的机制创新》发表于《文化产业》期刊2016.7
附录:章梫书法干支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