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天寿与三门湾

    中国现代杰出的国画艺术大师、文人画的最后代表人物——潘天寿，1897年3月14日出生于三门湾的一个叫冠庄的村庄，并在这里度过了他的青少年时代。
     三门湾为浙江东户，东濒东海，延及象山、宁海、三门三县。由于历史的变迁，三县时并时分。据传，古时有位将军率兵沿海南下，一路怒涛狂澜，但到三门湾则风平浪静，遂称此为宁海，隋开宝（公元589年）并入临海，唐武德四年（公元621年）复置宁海县署。神龙元年（公元705年）又划东部属地置象山县，五代以后均属台州郡。1940年割海游等十七乡置三门县。
     三门湾历史悠久，远在新石器时代，就有人类在这里生息繁衍了，湾内的灵山秀水哺育和造就了一代代优秀杰出人物，唐代的裘甫、元代的杨镇元、明代方孝孺、清代王定国、赖大醒，近代的柔石、包定等。他们刚烈不屈，自强不息和坚持正义崇高气节精神，体现了被鲁迅先生所称誉的“台州式硬气”。
     潘天寿，原名天授，字大颐，号寿者。父潘达品是秀才，为人正直豪爽，质朴仁厚。潘天寿自童年起，因家境清寒，就帮助家中砍柴、放牛、车水、耕田。和小伙伴们在西山的雷婆头峰听故事，寻雷婆头的脚印等。父亲的为人，倔强性格和山村艰苦的生活环境，造就了他那三门湾人特有的勤劳、质朴、坦率的品行和性格。
     潘天寿从小富有画才，文思敏捷，在村私塾“养金斋”读书时，便喜爱写字画画。十四岁那年在县城正兴小学读书时，偶尔在街上买到一本残破的《芥子园画谱》，他如获至宝，不断临摹学习，开始了解中国画的基本原理。在县城的画店里他还经常观摩前辈的作品，受益不少。但由于客观条件的限制，很难深入系统地学习民族优秀的传统绘画。然而，三门湾这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诱发了他对大自然的热爱。每逢假日，他便登山涉水去写生。常置于千山万水之中，三门湾的山山水水、一草一木和丰富多彩的农村生活环境，启发和培养了他独特的审美情趣。为不忘故乡的养育之恩，潘天寿在中期至晚期的画作中都署上“三门湾人”、“雷婆头峰寿者”。
     十九岁那年，潘天寿以全省第一名的成绩考上省立第一师范学习。由于勤奋好学，得到李叔同的赏识，在名师指点下，树立了“以复兴民族艺术来振兴民族精神”的理想。二十四岁毕业后，他回到宁海高级小学教书二年，一面坚持学习研究我国古代的画史画论，临摹古画，一面利用假期去登天台，攀雁荡。两地的奇峰怪石和飞瀑使他惊绝忘返，进一步启发了他的艺术趣味。二十七岁时，他到上海美专任教，得到了八十高龄的艺术大师吴昌硕的指点，名师的教导，环境的影响，修养的提高，使他的绘画艺术走上了新的发展道路。1925年，“五卅”运动以后，全国上下掀起了反帝爱国主义高潮，潘天寿和当时在沪的三门湾进步青年知识分子蒋如宗、林淡秋等二十余人，发起成立“宁海旅沪同学会”，刊发学会月刊，宣传革命思想，并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1928年以包定为首的亭旁起义。
     近代以来，三门湾一批优秀知识分子为寻求救国道路不辞辛苦，并试图从科学上或文学艺术探索振兴中华的救国道路。振兴中华是时代的要求，积极爱国是主观愿望，这是他热爱民族艺术投身民族绘画事业的思想基础，也是他艰苦探索和创造健康绘画风格，决定独树艺旗的精神基础。
     潘天寿的绘画是继承文人传统的。从王维、苏轼到青藤、八大山人、石涛等文人画，他都进行了仔细研究，广泛地从前代大师的艺术成就中吸收营养，在继承的基础上，有所发明，有所创造，形成既是历史的发展，又是时代的创新的独特的绘画风格。他说，学习别人，模仿是重要的，模仿先要求像，但是像不是目的，像了就要求不像。要不像就不能局限于一家，学习别人需要心中有数，取人之长，避已之短，才能学有成效。
     在绘画中，潘天寿努力发挥自己的特长，以三门湾人的粗豪倔强的个性，笔力过人的线条，专在气骨上下功夫，重视学习探讨南宋画派、明代的浙派风格特点，创作出给人以力量，能振奋民族精神的艺术，以“一味霸悍”的精神开创艺术风格。
     融诗、书、画、印于一炉是我国元明后文人画的重要特点，是一门综合性的表现艺术。这四方面如有一方面的不足，就会使绘画创作的艺术性减弱。潘天寿的书法强调气势和骨力，用笔多方，笔画刚劲；结体取黄石斋，倪元璐和魏碑综合而来；章法讲究整体气势，字形大小错落，力求与画面布局互相统一，他的书法功力和成就有力地加强了他的绘画用笔和线条变化，增强了其骨力和旋律之美，提高了绘画的艺术性，促进其独特绘画风格的形成和发展。在诗学方面，他的功夫比较深，曾受到李叔同、吴昌硕的赞赏，早年的诗有李白、李贺的诗风，中年有韩愈的诗风，带有沉雄的特点，讲风骨，与画风一致。提款、铃印重在四边四角，依作画结构的需要，增进画面的变化，联通气脉，使款印成为画面的有机组成部分。
     抗日战争的爆发，民族危亡，颠沛流离的苦难的生活，目睹社会混乱黑暗的状态，人民流离失所，朝不保夕的凄惨景象，使他的思想常处于苦闷之中，原想以“教育救国”、“艺术救国”，可现在连一块安静的地方都没有，又如何去实现这个愿望呢？面对现实，他感到自己原先理想只不过是空想，没有民族的独立，国家兴旺、社会的安定，如何去搞教育与艺术呢？他的思想变得沉郁，自号《懒头陀》“杜居士”。
      然而，中国人民的英勇抗战的决心和斗争精神，极大地鼓舞了他，坚定了他对抗战一定胜利的信心，他热切地关注着国家、民族的命运，甚至在睡梦中也想与敌人决斗，有诗云，“时艰有忆田横士，诗绝弥怀敕勒歌；为访幽燕屠狗辈，夜深风雪渡黄河”，在四川国立艺专时，当家乡来人与他谈起浙东地区抗日斗争声势很大时，他即兴写下了：“杜子支离鬓久丝，怎能不了为愁悲，苍天真死黄天立，沉马尽隳铜马驰。但有河流清可候，未容海竭上无期，惊心涕泪衣裳满，闻会东南百万师”。八年烽火，抗战胜利了，他欢庆在狂喜的日子里，“快刀剪水更非常，莫谓书生但潦倒”，其高兴的心情确难以形容。他虽没有投笔从戎，与侵略者直接战斗，但他爱国主义是鲜明强烈的。
     潘天寿擅长用笔，讲究骨气美。他刻有一颗用章《强其骨》，他写道，“吾国绘画的笔线为架构，故以线为骨。骨须有骨气；骨气者，骨之质也。”并以此表达对象内心的本质特征、内在活力与画家本人的感情气质是密切地联系在一起的。
     三门湾人历来重气节、重风骨、宁为玉碎，不愿瓦全，士可杀而不可辱。方可孺宁愿满门抄斩，诛连九族，决不改志；柔石和包定宁可倒在屠刀下也决不奴颜婢膝苟活于世。正如鲁迅先生所说，这是台州人的硬气。潘天寿将三门湾人的骨气意念融入绘画骨法用笔中，表现出粗、重、硬、直、转的线条造型，产生了深厚、凝练、老辣、稚拙的艺术效果。
     潘天寿的晚年作品《燕荡山花》、《小龙湫一截》、《鹫》等作品大气磅礴、雄浑奇纵，化平凡为神奇，构图奇险、笔力霸悍，达到了传统中国画登峰造极的地步，令人佩服之至。
     潘天寿先生在他五十年的艺术生涯中，不仅为国家培养了大批优秀美术人才，而且在绘画创作，史论研究和美术教学上有很高的成就，为民族文化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林日斌）